在抚州休整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对武汉的中央会议还一无所知。8月7日傍晚，苦苦赶队的陈毅、肖劲二人，终于在临川渡口赶上了起义军队伍。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和参谋团的驻地，是一座前有店堂后有住宅的大房子。他俩进门时，大房子里已经挂起了汽灯，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陈毅发现了周恩来的身影，惊喜地喊着：“恩来，我可追上你们了！”周恩来过来握陈毅的手，招呼刘伯承过来会面。刘伯承让人准备饭菜。但陈毅、肖劲最饥渴的是工作。匆忙中，陈毅接受了一份不大情愿的工作。

    这件事陈毅在1952年6月14日南京鸡鸣寺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做了生动的讲解，无须我们再做艺术加工：

    先说陈毅和肖劲离开南昌的情形：出南昌10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装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哪儿去了，他说往临川方面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有去吉安，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给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 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了学生联合会的人。我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貌后，就请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答应。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

    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过了李家渡以后，沿途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十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十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师领导，但因为叶挺和蔡是老朋友，很犹豫，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进贤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请出去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个十师后来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后面的叙述越加具体生动，看来陈毅对这一段经历一直铭记在心：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部署。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来不愿意，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领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那个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来了。朱部杨如轩的兵进引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

    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多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晓得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庆，这位先生也正慌慌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