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战斗结束后，起义军返回瑞金休整。自抚州出发以来，起义军队伍一直被敌情困扰，加之酷暑之下，昼伏夜行，许多事情都是在匆忙中决定，而在仓促中又未能执行。

    行军路线，俘虏枪支的处置，土地革命宣传，还有伤病员的安置，以及军事领导人的入党问题，都需要指挥员们坐下来一一落实。好在敌人已被驱出百里之外，8月的燥热已经收尾，9月的凉风已沁人心脾。瑞金这座本不出名的小城，由此而写开了它的革命史。不仅瑞金城本身，包括它周围的沙洲坝、叶坪、大柏地等，都因革命二字而扬名，所以，可以说瑞金是革命的“瑞祥之地”。尽管当时革命的形势还不容乐观。

    瑞金城还是换了容颜。一些群众心里想的口头流传的要求，经起义军中的秀才们提炼，成了惹人耳目的口号，并抄写张贴在大街小巷，引得路人赞不绝口。其中有一联写道：“万户欠我钱，千户不管闲，百户跟我走，月月8块钱。愿来的跟我来，不来的在家就种田。”这是既号召打倒土豪劣绅，又动员青年参军的生动口号。“万户”是指家有万元之户；第2句是说千元户暂可以不管他；第3句是说家中只有百元者，跟我去当兵，还能“月月8元钱”呢。

    这是发自城市的革命，但一路上起义军的首领们也常常议论土地革命。只因战事和征途的困苦，研究的许多条文无法真正实行，只是在瑞金休整时期，才有精力坐下来再做商议。

    许多议项无法落到实处。而起义军自己的钱袋粮袋都快空了。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更是揪心。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讨论过，决定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军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办法，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他共约有近3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3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

    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现在，即使这样，多数人还是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

    谭平山反对：“这一路大家还没吃够苦头？部队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又不明，没收征发工作毫无所获，新政策行不通啊。”

    林伯渠最知其中之苦， 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谭主席说得对，我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目的就是首先保证部队的行进。”

    这种时刻，似乎人们更注意“革命性”，两位老者的意见被视为保守而被否定。可是新的财政政策实行不下去。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一时也难以调查清楚，旧的办法倒是可以筹集一些现金。所以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本来想靠打土豪、抢大户补给经费，可一路上根本见不到几个大户，有点钱的财主早已闻风逃匿，值钱的东西也坚壁起来；再加战事，匆匆赶路，万把人的给养越来越困难。结果，被大家否认的“老办法” 又在实际中复活了。

    虽然它显得不怎么“革命”，可是管用，起义军的口袋里又有银元响叮当，吃饱肚子也有劲赶路了。特别是到了福建汀州，商会也承认筹款，于是不再惩办“大款”们，商会积极起来，大肆向城乡各地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10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摒弃老办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做法，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重新沿用老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这是后话。在革命委员会名下的由李立三负责的政治防卫处，成为专门镇压反动派的机关，并决定对土豪劣绅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