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叙述吧：“参加起义部队后，我被分在二十军，开始是在宣传队。那时，宣传队的工作也很有意思，除了写标语，喊鼓动口号之外，还做群众工作。到了新地方，群众因为不了解我们，吓跑了，我们就在街上集合起来唱歌，当群众听到歌声聚集拢来时，我们就乘机向群众宣传。

    后来，到了瑞金，仗打得很激烈，伤员增多。我又改做救护工作。“那时，我年纪轻，力气大，革命热情高，又不怕死。一上战场，听见枪声响，看见自己的同志有伤亡，就把一切都忘了，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的同志救下来。有一次，连自己的帽子被打落了也没在意，捡起来戴上继续往前跑。我力气很大，一个伤员体重100多斤，背起来能上山下山地跑好几里地。会昌战斗时，我们的伤员很多，大家抬的抬，背的背，很忙了一阵。天快黑时，正准备撤下山去，我突然看见不远的草丛里躺着一个伤员，走近前一看，呀，原来是二营营长陈赓同志，他被敌人打伤了腿，血流了一地。看到是他，我二话没说，把他一背而起，急忙就往山下走。很快，天全黑了，我背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把他送到了救护所。后来，我和陈赓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笑着感谢我救了他的命，并夸赞我一个女孩子力气真不小。解放后我们见面时，陈赓也没有忘记这件往事。我们之间一直有很深的友谊。”

    杨庆兰是30个女兵中的一个，像她这样特别健壮的女兵不多，她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其余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做救护伤员的工作。

    战争证实，女性的耐受力比男兵还强。经过这些日子艰苦的长途行军，她们没有一个累倒和牺牲的，一个个反而锻炼得挺结实。比如原先有病的胡毓秀等，现在自己没有倒下，还成了救护伤员的主力。她们的救护地点是一座破祠堂。

    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条件差，困难多，单是病床一事就伤透了脑筋。没办法，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

    因为战斗激烈，又加天气酷热，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的被打断了手臂打折了腿。这种情景，对于女兵来说，还是第一次。

    虽然她们都暗下决心，要让这些出生入死的勇士们活下来，可条件太差了，设备简陋，药品奇缺，真正的医生也缺。女兵们大多沿途学了些简易的医护常识，面对这些重伤员就无能为力了。有些伤员本来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而事实上又办不到，就只好每天为他们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又染上了痢疾，伤员的痛苦加重了，护理工作就更加紧张了，简直是不分昼夜地干。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她们本是能吃能睡的年龄，可现在的睡眠时间少极了。有几个晚上，因为伤员拉痢，爬上爬下，怕他们再跌倒，女兵们便守在旁边，扶着他们上上下下，这样，正常的睡觉就只变成在病床前偶尔打打瞌睡了。

    在白昼里，她们除了护理，就是想方设法为伤员解闷，讲些故事给他们听。彭援华故事讲得好，她一讲起三国中的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伤员们个个都眉飞色舞起来：“同志，关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我们这点伤不算什么！”

    在瑞金城内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天傍晚，彭援华匆匆从外边回来，神色很紧张地把女兵们叫到院子里，对她们说：“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重伤的同志乘船沿江向福建汀州出发，轻伤的同志有的用担架抬，有的跟我们一同步行。”她讲完后，大家立刻忙着做出发的准备。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3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