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粗，红而发亮。

    检查完之后，傅连暲想了一下，终于拿定主意：“准备准备，截肢。”

    傅连暲口气平稳，可把陈赓惊得面如土色：“啊？截肢？”他捶着床板，大叫：“我死里逃生，难道是为了到这里来锯腿？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还怎么带兵打仗？”

    “现在要紧的是保住性命！”傅连暲不能只听病人的。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保守疗法当然有。要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剜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

    “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医生，我求求您，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傅连暲终于被说动了。他吩咐护士拿来夹板和消毒药水。他望着陈赓因流血过多而变得蜡黄的脸，又犹豫起来。

    “做吧，医生。”陈赓安慰起傅连暲。

    “打惠州时，我自己还从腿上抠出子弹呢。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

    陈赓果然没喊一声。只是咬在嘴里的毛巾破了几个洞。

    傅连暲解下口罩，呼出一大口气，敬佩他说：“你是基督教义里讲的英雄参孙。可惜我还不是彼得或约翰。在那个英雄故事里，只要他们拉拉你的右手，就可以使你的脚和踝子骨健壮……”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陈赓无力地笑着，费力地呼吸着，诚恳他说：“到我们队伍里来吧，我们都需要你，你肯定比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约翰和彼得强！”

    接连几天，傅连暲都来查看病情，每天用“由素”替陈赓消毒，用夹板固定。有时把自己订的新鲜牛奶让给陈赓喝，增强他的抵抗力。陈赓重伤的腿就这样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直到解放后，陈赓也没有忘记每年给傅连暲祝寿的诺言。他记得傅连暲的生日正好是中秋节，每到这一天，他都要登门祝寿，如不在一地，就写信祝贺。可惜这两位大将军都因他们的“战友” 林彪的幕后活动，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就在1961年3月，陈赓生命垂危之际，仍记得这件事：“以后要是我不在了，到了中秋节，别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啊。”

    其实，傅连暲也打心里感谢陈赓。是他，为他打开了生活的另一面。他想跟起义军走，想到自己的年龄，又有点拿不定主意。

    正巧，三师党代表徐特立也因病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傅连暲来看病时，徐特立烧得很厉害，加上年龄大了些，身体显得很虚弱。但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让人看不出他是个重病的老人。他病好些，就找些话和傅连暲聊。傅连暲这才知道，徐特立已经50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共产党。

    傅连暲有些吃惊。徐特立不以为然，对他说：“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人生50始，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

    傅连暲才33岁。不久，陈赓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傅连暲站在医院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融进大道，顿时心中空落落地难受。傅连暲的家离汀州约50里。境况非常贫苦。父母双亲均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在童年时也成了基督徒。后来一位英国教会医生帮助了他，学成了医生。瞿秋白所著的《新社会观》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而这次与起义军伤员的接触，才使他下了决心。

    1937年，当法国的《救国时报》记者采访他时，傅连暲表达了当时的心境，那时他虽然参加了红军，但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自1927年南昌起义后参加红军工作以来，即下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的决心。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10年）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召；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