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的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按预定计划，直下潮汕。

    正如周恩来和叶挺所估计的，潮汕之敌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就分路撤离了。他们于9月23日顺利进占潮州，24日晨，汕头也被光复。

    周恩来同前委大多数领导人一起，随军进入这个他离别了一年多的城市。潮汕一带多次经历过革命的洗礼，虽然几起几伏，这里的民众仍然对这支举红旗的队伍寄予希望。一位老太太拉住一个起义军的士兵，诉说道：“我的大儿子因为加入农会，被反动派抓迸监狱屈死了，又要抓我的小儿子，他逃路了，至今不知生死！可那些狗官还要罚款，逼得媳妇嫁人了，孩儿卖了，还没凑够200元，还逼着 ，现在只剩下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婆，孤苦伶仃讨饭挨日子 你们要替我一家报仇啊！”她说着便放声大哭。周围的人也跟着抹眼泪。

    起义军的总指挥部设在民权路中段的大埔会馆，楼顶上插上了一面红旗。那位老太太见了这面飘扬的红旗，回家去抱来一只鸡，来到大埔会馆门前，跟站岗的说：“我家里只有一条老苦命和这只鸡。我老了，没什么帮助革命了，就把这只鸡送给同志们，让你们吃了打敌人更有力气。我们革命早日成功，我儿子、媳妇的仇有得报！”

    部队驻下后，党组织成立慰问队，四处向牺牲同志的家属进行慰问，有的工人要求跟起义军走，死也不肯离开。他们愿意当向导，抬担架，搞炊事，抢着上来牵马、扛枪，有许多市民还节食，收集食物，把家中喂养的鸡、鸭和鸡蛋送到起义军手里。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曾被任命为这里的行政长官，自然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里民众革命的积极性也非常了解，所以预定汕头为临时首都。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很快任命了李立三为汕头公安局长；刘伯承为军政学校校长；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郭沫若为政府海关交涉使和海关监督……这架势，好像起义军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可是后来事态的急转直下，改变了起义军的美好愿望。

    起义军到此是要取得国际援助的，可是踮起脚尖，只有茫茫大海一片，望不见“国际”的桅顶冒出海平面。

    起义军到此是要与中央取得联系的，可是没有只言片语，没有半句指示。

    广东省委拿给周恩来他们看的中央来信有一封，写信时间是8月4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信中说到南昌起义是这样写的：

    贺龙、叶挺军队已在8月1日早在南昌发动，已解决了六军、三军一部械。汪等本预备2日到九江开会，闻信回武汉发令讨伐贺龙、叶挺，并宣布共产党为叛徒，应明正典刑。张发奎态度如何未悉，惟他亦无法。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日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4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

    这些情况已成昨日之事。周恩来从这封旧信里知道了另一情况，那就是：“新国际代表已来，决定开紧急会议。此会议批评过去中央的机会主义及决定新的政策，广东太远而工作紧张，无法参加此会。想广东同志必能同意于批评。过去中央对湘事，及对国民党政策之动摇，因而致于失败，并且一定亦感觉到新的指导与方针之必要 ”等待是一种折磨。

    周恩来太想知道中央的指示，愁肠百结。终于在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人们盼望的救星——张太雷衔中央之命，从香港潜来汕头。

    那一晚，大埔会馆里场面激动，几个百战之将、万军之帅收起平日的威严，相互孩子般地转告：“中央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