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前后，大多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谭平山、刘伯承、郭沫若、恽代英、林伯渠等都通过香港来到上海。中央要在上海开紧急会议，发信要周恩来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

    11月上旬，周恩来身体康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范桂霞和杨石魂，从九龙乘船来到上海。

    11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和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导下进行。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革命史上这种既“警告”又提升的例子真是绝无仅有。

    贺龙是总指挥，国民党政府专门发出通缉令，悬赏10万大洋捉拿他。这样，贺龙比别人的处境更困难了。他时常一晚上换8个地方。党派人找他，也是一个晚上跑8个地方，有时刚打听到住址，去时贺龙已经走了。几经周折找到贺龙后，中央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70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专门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的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不知去向。

    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媛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媛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也是个受苦人，长大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

    到上海不久，贺龙见到了周恩来。此时相见与第一次相见，俩人心中都生出无限感慨。特别是贺龙，他拉住周恩来的手，不住摇头：“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我这颗头早交给党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没有多考虑，应下来：“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但周恩来走后，贺龙却又不安起来。他知道自己从小没学几个字，能看书看报还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现在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恐怕没有底。他不由得叹起气来。睡不着，他就叫醒周逸群，让他给出个主意。

    周逸群倒也干脆：“不想去就找恩来说嘛。”贺龙却坚持说自己表过态反悔不好， 是请周逸群转告。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又谈起南昌起义。

    贺龙并不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经做出的结论，直言不讳他说，照我看，南昌暴动是正确的，是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有两个错误：一是用了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

    李维汉告诉贺龙，现在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多起武装暴动，比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有黄安、麻城，广东的海陆丰等地。

    贺龙说他想去湘西：“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要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将贺龙的意见向中央汇报。

    瞿秋白沉思一会，说：“是不是叫贺龙同志去湘西于一下呢？”

    李维汉也赞成：“我看可以，先叫他们去湘西试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