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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秘密协定”
局加强了陕甘军事情报通信和秘密联络工作。中央军委任命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卫士营营长张汉民为中共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负责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的军事情报。张汉民与陕甘游击队建立了交通联络站,负责护送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与游击队的来往干部,输送武器物资,筹款,安排红军伤员秘密送往内地治疗等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张汉民先后接纳了王超北、李慕愚、史维然、汪峰、唐一民、张晗辉、李锐、杜润滋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任职,开展军运、统战联络、筹建红二十六军,向中央输送西北情报。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子午镇,一次歼灭杨虎城部四个营,西安震动,张汉民即受命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1933年底,张汉民所在警卫团尾随红四方面军进驻陕南南郑,此时红四方面军刚刚渡过汉江到达上元观,张汉民即派所部通讯排长共产党员雷茂化装成樵夫,与红四方面军接上了联系。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表示,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川,待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后再进一步联络,现在部队急需五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军情紧急,请雷茂三天内送来。雷茂返回褒城草凉驿警卫团驻地取到地图后已是12月18日,超过了三天期限,红军已出发。雷茂急忙循着红四方面军行军路线追赶,一直到天池寺、西河口才追到红军大部队将地图交给红军。这份地图解决了红军入川之急需,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拿到地图后,对地下党卓有成效的工作极为感谢。

    由于雷茂此行前后共二十多天,张汉民在部队驻地得不到他的消息很着急,于是再派张晗辉去寻找红军。张晗辉取道上元观、西河口穿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进入四川苦草坝,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看到红军已进四川,张汉民计划兵变后打出红旗与红军配合,于是再派张晗辉返回苦草坝向红四方面军领导通报情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研究后认为,警卫团是杨虎城的贴身部队,张汉民留在警卫团内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联系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于是对张汉民的计划提出劝阻,但允诺,如果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公开打出红旗。张晗辉代表警卫团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订立协定:互不侵犯,友好往来,互通情报。张晗辉携带红四方面军总部给张汉民的函件,从苦草坝返回南郑,途经西河口时被敌通江民团徐跃明部拘押,徐部一名叫李元华的小队长将张晗辉杀害。红四方面军与陕西地下党刚刚建立的联系中断了。

    1933年2月,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驻甘肃天水的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与胡宗南驻陕南部队“换防”。蒋介石此举令杨虎城十分恼怒。上海中央局认为,这是给杨虎城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同时,为突破敌人对川陕苏区的封锁,最好能安排一个能在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人。

    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超北来到西安物色人选,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总编兼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是我党地下党员,宋绮云介绍了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少校参谋武志平。

    武志平,北京人,1901年出身于北京定辛庄一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武志平思想进步,对黑暗现实极为不满。王世英通过宋绮云及其夫人徐侠林给武志平做工作,得到了武志平的积极回应。1933年3月23日,在西安东大街安林药铺,由宋绮云夫妇介绍,武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武志平回忆:一九三三年三月,党驻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王右民、宋绮云向我传达党的“特科”的指示:

    一、利用你在十七路军部队里的公开职务(当时我在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部署;指挥官姓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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