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也会受到一些亲蒋部下的反对。因此，双方商定，秘密协定不能见诸文字，只能双方口头认可。

    7月1日，武志平、徐以新携带部分物资第二次前往川陕苏区。这一次，武志平从国民党的情报中了解到红军有向西北发展的意图，他曾经到西北作过考察，为此，他专门给红四方面军首长写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报告《塞上征鸿记》，内容为西北地区（宁、青、甘）敌人的武装力量，如青海的马步芳，河西走廊的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甘肃的鲁大昌、石秀英、李贵清等部的分布、装备、战斗力等情况以及西北的地理、地形、气候环境等内容。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红军西路军失败了，他为此在延安专门责问张国焘：“当年我给你们写的材料你们看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听取我的建议呢？”

    通过武志平等人的努力，红四方面军陆续建立了从根据地到陕西汉中的几条地下交通线。

    中线：汉中—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碑坝；

    西线：麻桑坝—八海坪—西河口—碑坝；

    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鱼渡坝或黎坝。

    通过这些交通线，红四方面军得到了部分急需的医药、无线电备件等物资，为中共地下党员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重要作用，帮助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 徐以新回忆：

    我第二次返回总部后，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我把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内容及具体建立交通线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军委认为今后应利用这条线加强对外往来，搞物资进来，亦应通过孙蔚如的关系，交换情报，以便掌握敌情。当时确定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这条线路的畅通。……潘自力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

    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通，那时能够找到一些报刊哪怕是过时的报刊都是宝贝，总部领导向武志平提出，希望他能经常送一些全国各地的报刊给苏区，武志平将这一情况报告宋绮云，宋绮云立即将全国各地交换来的报刊源源不断地送到汉中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再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往苏区。

    “巴山秘密协定”生效后不久，形势又有变化，蒋介石一面支持刘湘组织“六路围攻”，一面逼迫杨虎城在川陕边界配合围攻川陕根据地。孙蔚如迫于压力，他想让红军尽快西进以减少自己的麻烦，于是让王宗山代笔写了一封密信：

    来函敬悉。某方若就地不动，我们与之互不侵犯，某方若决定西行，我们可作进一步之合作，但未决定行期前似不必见面。东屏（按：即杨虎城）意志如此，着弟转达，并请兄就近切实负责联络。东屏为人绝不虚伪，望转告某方诸同志勿过虑为祷！

    此时红军并无西进之意，孙蔚如担心事有不密，便想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他密令前沿部队毁掉了几座通向根据地路上的小桥。武志平立刻将此动向密报杜斌丞，希望影响杨虎城，维持来之不易的“巴山秘密协定”。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立即与杨虎城商谈，杨虎城派杜斌丞去汉中见孙蔚如，让他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的纠纷。杜斌丞在汉中住了三个多月，积极做孙蔚如的工作，稳定了他的情绪。谁知就在杜斌丞离开西安期间，蒋介石突然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担任，同时派胡宗南一部进驻汉中地区，给杨虎城施加压力。此时正逢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件”失败，蒋介石气焰高涨，催促地方军阀加紧“剿共”。压力面前，孙蔚如再次动摇起来，他希望红军离开川陕向西去打胡宗南，以改善自己受压的处境，于是专门写信让武志平去面见“西光兄”（暗指张国焘）“一谈究竟”。

    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说客”之机，将陕军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作了详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