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容许一把尖刀时时刻刻顶在自己肚皮上。正是基于这一点，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心要折断这把刀子。但有些人认为，杨森此时正要和红军谈判，我们应该讲信誉，不应该主动对他进行打击。陈昌浩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进行这场战役。为此，红军总部内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对该不该打这场战役，徐向前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有一段长长的议论，甚为中肯：

    我们再克通南巴后，杨森曾派人来和我们谈判，那么，红军该不该打他，该不该主动发起进攻？

    ……

    我们要扩展根据地，要打刘存厚、刘湘，要向绥定及其以南发展，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赤化全川”，而不是仅仅困守在大巴山下那么块小地盘上。杨森的部队占据着通江南边的玉山场、鼎山场、江口，就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的腹部，你说难受不难受？该怎么办？我是同意打的。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搞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对象，不能被敌人的假象所迷惑。杨森并不是资产阶级左派，也不是真正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他是个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军阀、政客。在四川，尽人皆知，红军进入川北地区以来，他在内部采取杀一儆百、严密控制、积极防共的政策，杀了不少进步青年和群众；而在外部，则和红军拉关系，想稳住我们，以便保存和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是搞投机的，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阴一套，阳一套。田颂尧进攻我们时，杨森以为有利可图，曾派出部队参战，后来看到形势不妙，转身撒腿就跑。因此，和这样的人谈判，就要坚持原则立场，绝不能上他的当。

    我们这个时候，要扩大根据地，发展和巩固自己，打不打，非打不行。不打，根据地扩大不下去，困难没法解决。你从东西两面伸下去了，可中间还有杨森这个拳头在胸口抵着。行不行？不行。假定杨森允许共产党派工作人员去作秘密工作，改造他的部队，同我们通力合作，收拾其他军阀，有那样的形势，我们打他就不对了。你打自己的朋友嘛！但情况不是这样，他不是我们的朋友、同盟者，而是敌人。我们和杨森谈来谈去，谈些什么，原则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都不明确。所谓协议，无非是口头的，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不讲原则的妥协，不是革命的妥协，不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关系，结果只能麻痹和束缚我们自己。

    营渠战役势如破竹，部队利用夜袭突破，一鼓作气，几天就前进了上百里。可惜，那时我们有顾虑，打得还不够彻底，再彻底点更好。杨森的队伍不很多，跑得快，被消灭了一部分，解除了我们胸口这个障碍，对粉碎以后刘湘的“六路围攻”是很紧要的一着，不然，敌人一压过来，杨森这把刀子就会很快插到通江、巴中一带腹地，我们就困难极了。

    陈昌浩、徐向前排除不同意见，下定决心打杨森。

    营渠战役第一阶段的部署是：三十一军监视广元、陕南方面之敌，四军一部监视川东刘存厚部，位于巴中地区的三十军主力从北往南进攻杨部正面，九军主力从仪陇地区向东，四军十一师从巴中东南的江口地区向西，实施两侧攻击。

    9月17日，红军总部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化装成敌人盐警，渗透进敌占区。小分队一进敌占区就截获敌军一只运送军饷的船，船上载有杨森部队的二十万大洋军饷。接着摸到敌人的重机枪阵地，一枪未发，将守阵地的敌军一个机枪连一锅端。当时担任小分队队长的吴瑞林在《战斗在川陕苏区》文中回忆：

    我们把这个连驻的山头清理了一遍，共缴获子弹二万发，四川造步枪十五条，手榴弹三百多个。我们审问这个敌连长。他告诉我们，这四挺重机枪是蒋介石新近支援他们的，还有四挺未运来。一共是十二挻。另外，他说在离这个山头十里处，还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