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八两，川版六两，苏洋只称四两。经发现后，由西北军区予以镇压。

    红江县原经济公社营业员屈学金回忆：

    有一个地主造假票子，上街到经济公社买盐，被发现后，按《革命法庭条例》之规定，被处以极刑。

    苏区初建时，工农银行虽然发行了少量纸币和布币，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白区货币充斥市场，郑义斋及时提出对策，“大量发行苏维埃货币，兑换旧货币”。宣达战役缴获了刘存厚的造币设备，工农银行的铸币、造币条件大为改善，为大量发行货币创造了条件。苏维埃政府也出台政策：“外来货币一律兑换成苏维埃货币。”这项政策一出台，外来货币只进不出，由经济公社收回外来银圆和铜圆，然后回炉铸成自己的银圆、铜圆，如此一来，很快将白区货币挤出苏区市场，苏币逐步成为苏区通行的主要货币。

    税收是货币回笼的重要渠道。1933年8月，川陕省苏维埃出台了《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等。税务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

    本局为执行中央累进税率，并根据此次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以增进和巩固工农自身利益，发展社会经济为目的，故命名为川陕工农税务局。

    税务种类有农业税、特种税、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等。农业税以交公粮为主，贫农、中农的最高税负为百分之七点五，富农最高为百分之十二点五。

    为杜绝腐败，《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还对税务工作人员的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定：

    非经本局检派负责人员，无论何人不得代收代征。凡派出各级税务人员，除公家津贴伙食外，每月暂规定报酬金二元，绝对禁止徇私舞弊，不得向纳税人员妄取分文。在收税款时，税局无吊打人的权利。

    除了税收外，红军战斗的缴获也是苏区货币回笼的特殊渠道。如宣达战役中一次性缴获刘存厚库存银圆一百多万枚，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套。这么多的缴获大大充盈了银行的库存，奠定了苏币的经济基础。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的金融系统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建设，保障红军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义斋也由此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和对地主老财的愤恨，红军攻占一些地方后，总是有些人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看到这些情况，郑义斋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县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它们。只有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利！”他的观点很明确，这些东西在敌人那里是不义之财，现在到了我们手里，就是人民的财产，要好好利用，再破坏和浪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以后，部队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迅速将战利品清点、归类、装运、入库，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在达县刘存厚的府邸，他听说陈锡联将金砖当成铜块扔进茅坑，大为吃惊，立即组织人从茅坑中找出金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五军、九军、三十军奉党中央之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始了异常艰苦的西征，郑义斋任西路军总经理部部长。由于寡不敌众，命令多变，西路军遭受惨重损失，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总部在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接到开会通知之后，郑义斋把经理部里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圆收集起来，包成几包，用针线缝牢实，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谁知，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