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危害甚大，当年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痛陈：如不禁绝鸦片，“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但在腐败的清王朝，禁烟运动最终失败，鸦片烟毒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一大公害。

    四川是鸦片的重灾区。到20世纪20年代，鸦片在四川的种植和吸食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1932年，四川鸦片种植面积已达八百万亩，以亩产五十两鸦片计算，年产量在四万万两以上。地处川北的通南巴是鸦片种植最为集中的地方，鸦片种植面积约占耕地的百分之三四十，而且都是土壤肥沃的好地。“穷乡僻壤，罂花遍地，纵目田畴，已成黑土。”“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者。”鸦片种植面积大，造成鸦片吸食人群广。川北吸食鸦片的农民遍及千家万户。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1932年红军进驻通、南、巴后，当地的成年男子吸鸦片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年妇女吸鸦片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不少染上烟毒。

    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调查，江口县得胜场镇有一百三十户人家共四百五十人，不会吸毒者仅有六人。巴中县化成一个区就有瘾者五千七百六十五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吸食者众多，四川各地烟馆林立，巴中西街成了清一色的烟市，断垭场二十七家人，就有十八家开烟馆。通江县城约有一千户人家，开鸦片烟馆的有两百多家。鸦片甚至成了代替金钱的流通物，四川的巨商大贾大肆囤积以资牟利。鸦片甚至成为敬神的供品，许多庙宇里的泥胎菩萨嘴上都被涂上鸦片烟。军阀借此大收烟捐，横征暴敛。据当时《大公报》报道：“田颂尧防区一年征税捐十至二十次，其中烟捐最重，1932年已预征到1987年。”

    鸦片烟毒摧残人民的精神和肉体，很多人为了吸食鸦片，更是倾家荡产。巴中有一村叫傅家院子，全村二十户人家六十余人，其中有十八户二十五人因吸食鸦片卖光家产，逃往通江，最后饿死在苦草坝，成了绝户。化成区因吸鸦片倾家荡产的一百一十九户，其中卖儿卖女四十三户，卖妻二十四户，流落他乡死去的二十一人。鸦片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红四方面军到达通南巴后，扩红征兵成为一大要务。尽管穷苦百姓也愿意参军，但看到当地的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满面烟容，精神萎靡不振，西北军委的领导立刻意识到鸦片对红军建设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没有人种粮食，没有身体合格的兵员，怎么建设根据地？又怎么谈得上扩大红军？他们决定，立刻掀起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要禁烟，首先要使当地老百姓深刻认识到烟毒的危害，从麻木的精神状态中警醒过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和新成立的川陕省委、省苏维埃联手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揭示鸦片的毒害，号召人民起来禁绝鸦片。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禁烟工作，在省苏维埃专门成立戒烟局，下设登记处、制药处、休养所，各县苏维埃也成立了戒烟局。1933年1月起，红四方面军就开始帮助地方开展戒烟运动，到1933年6月，川陕苏维埃开始集中大规模开展戒烟运动。戒烟局根据苏维埃法令，采取了四项严厉的戒烟措施：禁种鸦片，还地种粮；禁开烟馆，销毁烟具烟土；全面检查，查办各种烟贩；登记烟民，集中戒除。各地运用会议、标语、传单、歌曲等多种宣传形式，启发群众的戒烟觉悟。红军各级政治部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宣传队深入通南巴各地动员宣传禁烟，动员穷苦的百姓现身说法，控诉烟毒的危害。

    妇女是鸦片最大的受害者，戒烟运动中，川陕苏区妇女起了先锋作用，她们主动劝告自己的亲人不吸、不种、不卖，对吸烟的父母、丈夫、儿女进行戒烟监督，亲自将他们送到戒烟所，帮助他们落实戒烟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