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境糜糜已深，诸公犹常省悟。谨此陈词，伏候明教。副总指挥罗泽洲叩真（十一）印。

    对罗泽洲的辩解，田颂尧部的李炜如旅长予以冷嘲：李炜如电，有谓：吾侪军人，食民之食，衣民之衣，作战乃军人应尽天职，本不足奇，胜亦不武，且剿匪内战，何足以言功……

    《时事周报》对这桩“公案”评论道：三路军副指挥罗泽洲电告仪城由罗部攻克，最先入城，而李炜如亦电辩真相。仪城究竟谁先入城，自然难以明白，不过因此争功，实觉为剿匪史上之污玷也。

    其实，这桩公案本来很简单，罗泽洲、李炜如两部于1934年1月上旬向仪陇县城进攻，因红军先已有计划主动撤走，李炜如部遂于1月11日进入仪陇城，并已经开始委派官吏。罗泽洲部熊飞团后到，见李炜如部已经进城，遂占领仪陇高山金城寨并向城内放枪，李炜如部以为是红军回攻，吓得又慌忙撤逃，罗泽洲部熊飞团随即入城。

    本已一败涂地，却还要争功如斯，这样的军阀部队，不打败仗倒让人奇怪。

    失败了，总要追究责任。刘湘自己请辞，算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但也有相当的人将眼光盯在那个沐猴而冠的“刘神仙”上，如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公报》就将“六路围攻”的失败归咎于“刘神仙”：此次川中各军失利，“匪”势坐大之主因，实由于不知军事而妄为计划、胡乱指挥之刘神仙（从云）致误。刘原属巫教，籍四川威远县人，尝为人算命看相，刘湘极信奉之，以其为军师，并兼领三旅之众（模范师）。无论内战、“剿匪”，靡不由刘从云观天星、卜吉凶。近年从云竟轰动全川，虽妇孺亦莫不知有刘神仙其人。至今夏初，竟公然充当“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故迭攻万源不克，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

    在刘湘的老巢成都，那些有名望的官绅们对刘从云更是大加指责，要求以总司令部名义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前方各部也纷纷抨击刘从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还有众多军官联名电请刘湘杀刘从云以安军心。刘湘的嫡系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与刘湘谈到刘从云的问题时，竟当面与之争执起来，气得刘湘掀翻了茶几，拂袖而去。

    打狗看主，刘湘倚重刘从云对各将领进行精神控制，早已引起他们的反感，借这次大败，追究刘从云，不过是向刘湘表示反抗，刘湘自然明白个中原委。眼看众怒沸腾，不得已，刘湘亲笔给刘从云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我没有把四川的事情办好，业已离开成都，我和你他日远道相见吧。”此信未封口，由刘湘的副官蒋捷先亲自送去。这实际上是诿过于刘从云，赶他走。刘湘的信一送去，郭昌明、严啸虎等人立即限令刘从云立即出境，将他赶走。

    在刘湘的眼里，刘从云不过是其一个工具，如同夏日里要扇子，冬来藏高阁。现在刘湘败了，他只是刘湘的替罪羊。没有刘湘，刘神仙能坐到那个位子上吗？

    刘湘的“六路围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刘湘在四川与红军作战中遭受的最大败绩。值得一提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湘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会上各方就战与和莫衷一是。刘湘在会上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这一次刘湘并未空谈，1937年8月20日，刘湘出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下辖九个军。8月26日，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在民族危机面前，川军各将领也不含糊，纷纷请缨抗战。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