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活捉了邓锡侯”
川陕会剿”,企图一举将红军置于死地。
条件决定形势。敌人营垒的暂时稳定和统一,造成四面八方联合压迫我军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在川陕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兵力,达到二百个团以上,层层碉堡,严密封锁,一旦“川陕会剿”开始,敌东西堵截,南北夹击,势必陷我军于背腹受敌、进退失据的不利境地。这与我们以往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时,背靠巴山,只对付川敌一面、两面、三面的进攻,是显然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安在?一是破釜沉舟,死守根据地,准备拼上全力,同敌人决一死战;二是提前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部署,打出外线,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权衡利弊,考虑再三,我们在清江渡会议期间,选择了后一条出路,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在付诸实践中尚需修正,但主力红军将向川陕甘边转移,打击胡宗南,发展新的根据地,却是毫无疑义的。
……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周围敌人的重兵压迫下,我们要集中主力出击甘南,发展新区,就得准备舍弃川陕根据地的一部分或大部地盘,甚至暂时变根据地为游击区,日后伺机再图恢复。下不得这个决心,是不行的。这是冲破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的需要,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需要。从战略指导原则上看,应当允许的。相反地,不顾敌情我力,企图固守一地,死打硬拼,结果只能断送红军的力量,实为兵家之大忌。
……
第二,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革命根据地要支持战争,支持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所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是空想。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
……
总之,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活不了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
第三,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一切计划和部署,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之日起,我们就把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变成这一时期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尽管中间因敌情变化,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有些曲折,但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方针和任务,我们是明确的,毫不动摇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的主要企图,就在这里。假如不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我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就没有必要渡江西出,同川敌作战,而是应当直接出西北方向,寻歼胡宗南部。对此,稍懂战略问题的人,不难一目了然。嘉陵江战役结束不久,我军转而进军川西北,终于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更是有力的证明。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