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登山抬轿，就携带起轿子随先遣组先到预定地

    守候。这次轿夫们为蒋介石出走离开溪口扛活，知道此番不是游山玩水，他们的心情也是忐忑不安。

    这次乘轿出海，颇有点“流窜”的味道。他再强作镇定，颓丧的心态还是显露了出来。

    历史已经给颠倒过去了！

    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他率领大军在江西对红军的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他的口吻报道，称“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一带流窜”。他曾经悬赏二十五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的那颗脑袋。其实，那时他情报不确，他并不知道当时他的围剿得手，是与毛泽东失去了对江西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很有关联的。

    好些史家认为，蒋介石统治最巅峰的日子，就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追剿红军的时候。红军由蒋介石围剿前的三十万之众，至长征到达陕北时已锐减为不足三万人。在围追堵截被他称为“匪”的红军的同时，他在政治上以分化瓦解收买的惯用手法，对付国民党内使他极为头疼的各个派系。他将南粤王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和陈济棠的空军拉了过来，很快地解决了桂系发动的“两广事变”，并迫使他在中央的政敌汪精卫出国。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洛阳祝五十大寿，在全国大搞“祝寿献礼”，要各地捐献飞机、捐献学校，还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堂”等。此时，他真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派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多次接触，让驻东京的许世英大使和日有田外相商谈；在这同时，他调集了陈诚、钱大钧、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蒋作宾、蒋鼎文等一大批高级军政人员，云集西安古城，调遣了大部队围聚陕北，计有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二百六十个团约三十多万大军，扩大了飞机场，集中了一百多架从意大利新购进的作战飞机，准备对红军全面进攻。他认为这是对红军进行的第六次围剿，也是最后一次围剿；他满以为经他亲自督师，顶多只需一个月的时间，朱毛红军将俯首就歼，到年终他可以班师凯旋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安内”功业可以圆满完成了。

    事与愿违。一直使他至死仍耿痛在心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抗战大局形成后，红军不但得以生存下来，还藉以发展；他就常说，“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至抗战胜利前后，他更是怨恨作为盟友的美国人，竟然听信中共的蛊惑，对他施加压力，要他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他与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秋是在重庆握过手，但是俩人到底坐不到一起。这场内战就不可避免了。他发动了内战，他失败了，迫不得已宣布第三次“下野”。

    蒋介石回到奉化蛰居于溪口高妙台山间的别墅里，并非他自己宣布的“不视事，不理政”。下野之前，他已经委派亲信俞济时在溪口布置了警卫部队和安置了通讯网络。俞建立了电台七座，供蒋随意指挥，蒋虽下野，仍然是国民党总裁，·掌握着实际的权力。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际上是一具傀儡，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根本行不通。李宗仁曾经为表示开明下令台湾省主席陈诚立即释放关押在台的张学良，并指派了程思远赴台督办，但陈诚拒不执行，以“不知张关在何处”为藉口推脱敷衍了事。

    蒋经国回忆父亲当年之所以决定引退，是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所谓“另起炉灶，重定基础”，他看中了台湾，作为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最后据点。台湾与大陆，相隔了一个海峡，这中国第一大岛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使国民党尚未受到损失的海空军能够据此发挥优势；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很容易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