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飞去部署死守福州，说：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

    （福州南郊机场，1949年6月21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点，“美龄”号总统座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这是一架DC-4型具有四个发动机的螺旋桨客机，是抗战胜利后，美国道格拉斯公司按订货要求专门为蒋介石加工装配的座机。发动机虽有噪音，响声却还是平稳的。蒋介石透过舷窗，可以望见台湾岛已缓缓退在视线下面，海面有点闪光。他感到有点昏然。

    自从他匆匆离开溪口老家，登上“大康”号军舰，就差不多一直在海上颠簸，过着一种不安定的流动生活。因而，即使坐在这架飞行平稳的专机里，又没有碰到气流，他还是像乘船似的有一种颠簸昏眩感。他离开溪口乘“太康”号军舰到上海前线督战，想死守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早在去年十二月初，他见东北战事已无可挽救，北平、天津危在旦夕，徐州淮海重兵被歼，他已有预感，一方面派宋美龄飞往美国求援，一方面命在上海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历时四个月，在上海市与郊县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三千八百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电网、鹿砦，层数无计。工事颇现代化，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了阵地，深有信心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则将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称赞其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五月一日下午，他从军舰上下来，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总部向守卫上海的部队团长以上的官员训话，声言他要留在上海不走了，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他让蒋经国作为左右手，留在身边。他还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蒋纬国把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他的话虽当众说的气壮山河，但在上海期间，还经常在军舰上居住，并将该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洋面上。只在要召集人数众多的军事会议时，才到陆地上来，也只是偶尔宿在复兴岛上。像他那样年逾花甲的人了，整日乘坐军舰，虽然便于逃走，却也使他不得不忍受风浪之苦。

    事与愿违。蒋介石想守一年，而汤恩伯私下估计能守三个月。汤恩伯虽说奉命戒严协助俞鸿钧将国库的黄金白银外汇偷运往台湾，却认为这个做法动摇军心。据《顾维钩回忆录》、记载：汤恩伯“在上海大肆抨击说运走黄金只会降低他麾下部队的士气。黄金从上海运走表明政府不打算坚守此地，怎能指望他的部队为此作战。”汤恩伯也学蒋介石，把自己的司令部搬到长江口的舰只上去了。当陈毅的大军进逼上海时，汤恩伯部队的军长找不到司令，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溃兵如潮，各撤退部队纷纷自行寻路或者夺路而逃。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开进上海时，蒋介石父子乘坐“江静”号军舰驶离吴淞口外的洋面。

    实际上，无须三个月，半个月还不到，大上海就丢了。

    蒋介石眺望着吴淞口消失在身后的波涛里，心中的痛苦确是不可名状的。守上海的二十多万精锐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三千辆卡车基本上报销了。还有从冲绳、琉球群岛运来的大量坦克，以及装备蒋纬国装甲部队的新式武器，全都留给了共产党，还有来不及运走存在银行的金银财宝，据估算起码有两亿美元。

    蒋介石在舟山群岛及台湾海峡漂泊了整整一个星期，于六月一日抵达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还在海上的时候，他也感到大陆被席卷不可避免，益发觉得台湾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的重要。他为确保台湾，作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草拟了一个“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