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经济建设热气腾腾，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和活力，给宋宜山以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印象。

    宋宜山在北京停留了两个礼拜，于五月间回到香港。他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如实地写了一份约有一万五千多字的书面报告。根据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估计蒋看了报告不会有高兴的结果，但他觉得还是直言禀报为好，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将报告交许孝炎转呈蒋介石。这份报告，记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记录了中共的提议，还叙述了自己沿途及在北京的各种见闻，把共产党治理下的新中国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他还在报告中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到台北，蒋介石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越看就越生气。据说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上一摔，说：“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许孝炎：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以免影响他人。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每月寄给他。

    一九七二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章士刽逝世的追悼会，国民党台湾当局便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消他的立法委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