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入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领袖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都要向他汇报，并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里谈心，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刊物《燕大友声》曾这样描述过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九一八”事变时，他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还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

    由于他的声誉日渐升高，罗斯福就任新总统后曾召见他，咨询中国问题，想了解除了战争之外，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中国。

    在当时，中国人并不简单地将他看做是美国长老会派来的传教士，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的教育家来看待。在素有尊师传统的中国，人们对他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就更多了一分尊敬。而美国政府又把他当作熟悉中国社会并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通”来看待。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声望很高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派遣来中国调停。马歇尔的调停政策在本质上仍没有脱开“扶蒋反共”的窠臼，决定了其调停工作屡屡碰钉子。1946年7月间，马歇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名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至于陷入死胡同。

    当马歇尔突然派人送来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真是大吃一惊！

    尽管他舍不得苦心经营的燕京大学，但他本人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理该服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国普遍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他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帮助马歇尔一起促进国共的政治谈判。

    司徒雷登辞去校长职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在美国充满矛盾陷入泥潭的对华政策中，充当了一个悲剧角色。

    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从积极支持，变为坚决抛弃

    司徒雷登因创办燕京大学，与当时好些中国官员交朋友打交道。他在早期结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颜惠庆、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军阀阎锡山，后来又与孙传芳、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父子以及其他在华北地区的党政要人相识。他还与“基督将军”冯玉祥过从甚密，也和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常有来往。

    但给他留下印象最深、来往最多的大概便是蒋介石了。

    他是通过孔祥熙的关系结识蒋介石的。在政治倾向上，他是偏向于蒋介石的。他说他很崇敬“委员长和那位能干的夫人”，并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蒋的人”。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了蒋介石的义务顾问。每次回美国期间，他都呼吁美国政府给蒋政权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因而他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就两次上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商谈。

    他曾以大使的身份明确地说：“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危险，也给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带来影响。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只好继续给予支持（蒋政权），以便帮助中国解决内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