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像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面，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消了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对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的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之后，华盛顿当局感到非常恼火。他们认为，此时如果派人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不仅不会给美国政府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会给人以为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印象，还会大大提高毛泽东和中共的声望。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到南京外事处来找黄华说，艾奇逊国务卿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傅泾波还说，司徒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

    黄华听了，很平静地作了回答：去北平的事情是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而准许他去燕大访问的，至于去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定。

    傅泾波又问：司徒雷登返美后怎样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络？

    黄华告诉说：没办法联络，而且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司徒雷登得到黄华的回答后，感到灰溜溜的，越想越觉得懊恼，北平之行是去不成了，他自作主张费尽心思去张罗，却落得一个令他自己尴尬的结果。但他还有点不甘心，他还想等一等去北平的陈铭枢即将带回来的消息。

    6月24日，一个叫周雨康（译音）的人从北平返回，从陈铭枢那儿带来消息，说黄华是因为他而被派到南京来的，说毛表示他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还说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

    为此，司徒雷登曾经发电向华盛顿报告说：

    我已间接得到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因而，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他将在7月12日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并从那里得到毛、周的消息。在同陈会晤后，他将立即返回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