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了开怀大笑，其他人也一起来碰杯共饮。斯大林一饮而尽后，说：“我的健康，竟然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抬高我了吧！”

    然后，他也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并不是奉承你们，也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知道得比你们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此，你们不仅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责任也大了。”

    刘少奇马上说：“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受过不少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了准备。”

    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使人吃惊

    斯大林听了很敏感，立即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发给毛泽东要毛必须去重庆会蒋介石的那封电报，他当然不知道毛泽东接到那封电报发了很大的火，还称斯大林“不准革命”。他因而带着歉意地对刘少奇说：“我们是不是扰乱和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很有礼貌地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还是到重庆去了，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当时立即就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

    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

    刘少奇回答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最后甚为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对话转引自刘少奇记录的“1949年7月27日与斯大林的谈话”。

    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其回忆录里对斯大林这段谈话，还有这样详细的记述：

    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提出过批评意见。

    这次会见是一边用餐一边谈话的。气氛热情洋溢，友好诚挚。斯大林向中方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斯大林再次谈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以作为上次谈话意犹未尽的补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