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对在国际上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这时，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以及后来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的谈判中，就很少再发生相持不下、出现僵局的情况。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商与交涉总的来说都比较顺利。比如旧条约中规定苏方租借旅顺港三十年的问题、大连的管理问题，苏方都相当痛快地表示愿意放弃。反而倒是毛泽东提出，如今新中国海军尚未建立，不如以旅顺口作为中苏军事合作的基地，以大连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至于在讨论到一些具体条款时，尚有一些谈不拢，据一些中苏关系史界的研究专家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苏方过于纠缠于既得利益，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观念；其二，在建国初期，中国党的领导人对于国内舆论的反映极为敏感，不愿在与苏联的协议中存在丝毫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但是，这些已经不碍大局了。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在今天以历史的眼光来回头审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间，虽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尽管现在来看少数条款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愿望和利益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了主权和利益经条约的形式规定在不长的时间内完全收回，而且条约的平等性质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地位和威望，也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无可辩驳的能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新的中苏条约的缔结，对于保障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当时复杂尖锐斗争激烈的历史环境中的国家安全，对于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可以说，毛泽东在开国之初的马拉松式的莫斯科之行，总算达到了最佳的预期目标，收获是巨大的。他为国家与民族的最大利益，通过坚持正确的策略和坚韧不懈的努力，促使斯大林最终被迫同意在废旧约、订新约的主要问题上作了让步。毛泽东完成了所肩负的重要而艰难的使命。

    毛泽东后来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中苏条约、中长路等，我们的态度是：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

    另一次，毛泽东还说过，我们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