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乐布就紧急行动，起草了一封致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这封信无非重申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的第七条条文，说美国政府有使用这些土地和房产的权利；并说此项权利业经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国民政府所签的条约予以重申，因而要求北京军管会“不采取任何构成侵犯美国政府上述权利之行动”。

    他匆匆忙忙写好此信后，看了一遍，又觉得写给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合适，就又将致信聂荣臻修改为周恩来外长。

    1月9日清早，柯乐布就将此信送至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外事处收到这封信后，指出中美间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布作为普通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表明态度，就将他的这封信退了回去。

    柯乐布当然不甘心，经请示了美国国务院后，再写了一封信函，电请国务院让正在进行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人出面帮忙接洽，递交此信函。伦敦方面接到美国政府的请求以后，答应指示其驻北京的原总领事包士敦出面从中斡旋，转交柯乐布的信函。

    在北京市军管会布告所限定的七天的最后一天，也即1月13日，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应包士敦的请求，当日下午在外交部会客室与其会晤。高来含请求见面的理由是谈有关建交的事宜，见面坐定之后，先只谈了与中英建交谈判的几个小事情，然后再露出了真实目的，事先声明说：“我是受英国政府之命，在有一个问题上作一次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仅仅是作代言人而已，并无其他任何含义。”

    他说罢，就将柯乐布的信函呈递给宦乡。趁着宦乡正在拆的时机，他又接着使用典型的外交辞令表达意思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贝文先生对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是希望中国政府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并无加以忽视之意思。”

    宦乡一听就明白，不等阅信，即说：“包士敦先生，我必须向你指出：军管会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去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关系的改进。”

    宦乡说至此，就先将柯乐布的信函稍作过目，接着说道：“你也该知道，柯乐布只是居住的北京的一个普通侨民，我们不承认他有任何资格和权利来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来作发言。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又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所以，对柯乐布代表美国政府托你转来的表达美国意见的这封公函，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有当面退回的权利。我之所以不当面退还给你，是因为中英刚开始建立关系，我个人不愿意给你难堪，等一会儿我再叫人退回给你。”

    包士敦听了宦乡这番颇有份量的客气话，觉得有点尴尬，连忙说：“感谢宦司长给我个人的这种优待。”

    告辞出来，从外交部乘车驶回东交民巷的路上，包士敦越想心情约是沉重。宦乡尽管没有挑明，他也从话中听出来了：别说是美国兵营，就是英国兵营迟早也要交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半年多以前长江上的“紫石英”号英舰受炮击的事件，已经显示了中国新政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决心非常坚定，英国方面对此决心没有足够的估计。尽管中国政府有同英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在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决不会含糊的。

    他意识到，明天就是第八天了，军管会就要采取接收兵营行动了，当然一时也还不会马上触及英国的兵营，但也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他回到领事馆，除了马上打电话回复柯乐布，更需要赶快给南京的“大使馆”去电，报告刚才所发生的情况，便于及早采取对策。

    他刚刚回到馆里，秘书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