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了不听话的“变节”将军吉鸿昌，使他获得一些快慰。他还期望着这几天能“吃掉”西进的红军，下个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然后，他再回头收拾两广头目。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要是在这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水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部将们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这些天他心神焦虑，几乎全副精力都投到这场已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每天拂晓，默诵圣经尽管照常进行，他的心思却并不落在这些远古犹太的长老们从兽皮或是埃及草纸上记载下来的法典上。他随意进一点早餐，就在“剿总”准备队总指挥陈诚的协助下，审阅那些像雪片似飞来的各部队的战报，同时在大地图上随时按战报查询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被“歼灭”的数字。他还热衷于亲自挥毫写信给嫡系薛岳第六路军以下的各军师长，称“流寇已势穷力蹙，你部当穷追不舍，毋容红军再度生根”云云。这些信件一写毕，即派飞机专程飞临部队上空空投，以鼓励部属卖力。

    到1934年12月1日这天，宋家的那些亲戚们来电话或是电报祝贺结婚纪念日时，他的情绪特别坏。他从得到的战报分析，红军主力似乎已经渡过了湘江。姓白的这个狡猾的东西，可憎的广西佬，没有让他的军队堵截红军，给红军以迎头痛击，反而来电虚报战果，称“俘敌七千”。他和陈诚都判断顶多三千，估计大都是红军掉队的伤病员与那些扛辎重的民夫。事后他得到的情报表明，李、白、黄拍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到处放映，到处吹嘘，而镜头中好些“被俘红军”是让广西民团扮演的。他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薛岳等曾向他表示对桂系的不满，他只好发电责问：“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第二天，接白崇禧复电驳斥说：“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永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比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的电报言辞之间，讥讽挖苦，刻薄尖酸，气得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脑门上粗筋鼓突，连上海滩骂人的脏话也冲出口来。顷而，他又想到红军主力尚在桂黔边界“流窜”，只好置若罔闻，忍之不复，只是严饬桂军向贵州尾追勿得稍纵。旋即征调云南滇军龙云、黔军王家烈及川军各部从事堵截。

    1935年1月，进入贵州省的红军主力击破黔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并在遵义开会及整编了红军。其后机动灵活，挥师自如，在川黔各地，飞兵奇袭，屡战屡胜。3月24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贵阳亲自督师。此时，红军在3月底又四渡赤水，神速南下，突破乌江，直逼贵阳。急得蒋介石手忙脚乱，撇开了薛岳的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严令直属各军飞速应援。各军终以道路崎岖险峻，无法齐头并进，而主要道路又为廖磊的桂系第七军所占据，在红军后卫董振堂五军团的后方，保持两天行程，缓缓前进，沿途玩笑般地接受红军在岩壁上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