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9月，南宁）

    清澈如练的邕江从西向东在南宁城的南边穿流而过，在城东边朝东北方向拐了一个大弯，被称为母猪湾。母猪湾北岸有一条河堤路，现在几乎空旷闲置而行人零落车马稀了。河堤下，几条青石板砌的码头，轮廓依在，却已杂草丛生，苔藓满石。码头伸至江边的断石上，只见一两个老者闲坐垂钓。谁想得到，这一带，却是半个多世纪前南宁城最为喧闹繁华之处，洋关码头、海关、公园、省府、教堂等都在这附近。那时，还没有湘桂铁路，乘汽车北上十分艰辛。从外埠到南宁，主要靠水路。从北平、天津来南宁，要乘海轮经上海，到香港或广州，再转内河火轮经梧州，才能抵达。

    1936年7月下旬的一天，经梧州来的班轮驶过母猪湾时拉响了一声长笛，南宁在望了。船上的旅客们纷纷动作起来，在作上岸的准备。在船头几个已经收拾好的旅客当中，有一个商人打扮的男子，精干的身材，广东人的模样，脚边放着一只皮箱。他两眼定定地盯望着城市，外表似乎十分冷静平和，内心却像被船头破开的江面一样，翻腾起浪花。中山路，洋关码头，海关的高楼……他又来到了南宁，这个他熟悉而又感到亲切的城市。五年前，他从广东来到这儿，跟张云逸、邓小平参加兵运工作，创建了红七军，并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干过一场。怎么能想到，五年后，他又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特殊使命，来到南宁，代表红军进行联络，对当年围剿红七军的死对头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抗日的统战工作？！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36年6月初，他在陕北听到华南发生“两广事变”，即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并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但具体详情，却不得而知。那时，他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还不久，组织上分配他在红军大学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副主任是莫文骅，他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就是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云广英同志。

    6月下旬的一天，红军管对外联络的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来找云广英谈话。李克农同志说：“‘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央认为这无疑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派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中央准备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你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冬你又到广西右江参加红七军，你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我认为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云广英服从党的决定，但是他说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希望多多给予指示。党中央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中央首长们经过专题研究，还一起接见了云广英。那天，云广英被请到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同志均在座。周恩来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明确指出他南下的工作任务。最后又指示他说：“你到南方后，在香港或广州、南宁地区时，如遇到宣侠父先生，你可以同他谈工作问题，也请他介绍当地情况。他会帮助你工作的。”当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还握着他的手送他：“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明确了任务后，李克农还具体给云广英指示到两广后与中央联系的办法，约定了电报的密码、呼号和波长等，并嘱咐要发出电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电台代发。准备工作做好后，中央另派白坚同志陪同云广英到天津。于是，他们离开瓦窑堡，由张学良部队的王副官带着乘军用车通过东北军的驻地肤施（后称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住在西北军政治部负责人申伯纯先生的秘密接待室里。他和白坚在西安买了一些化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