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937年1月，西安）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是推动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前进的关键时刻。它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人痛苦至今，从1936年起就将张学良将军囚禁，至今已经历了“三代总统”，也还未让已年届九十的张将军彻底获得自由。蒋介石至死也不忘叮嘱蒋经国囚禁好这只猛虎。痛定思痛，他们把西安事变看作共产党自上海四·一二失败后重新走向胜利的开端；看作是国民党自己真正失败的开始。

    一位华裔历史学家说，不懂得西安事变的人，不配做炎黄子孙。

    刘仲容先生真是有幸，在他33岁那年，作为李宗仁、白崇禧派往西安的代表，在这华夏古城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这惊心动魄而又光辉灿烂的一章。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赴西安密商要事。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于12月初踏上旅程，作第三次西安之行。

    刘仲容第一次去西安是在1935年冬，李、白想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反蒋，派他去西安走一趟，了解西北情况以及张、杨的动向。他从南宁出发后，先到天津同中共地下党南汉宸、王世英、谢甫生等人接头，向地下党汇报了李、白最近的动态，然后乘火车到西安，会见了杨虎城将军，于1936年春回到南宁。刘仲容此行为李宗仁做了三件事：一是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初步联系，共产党方面对李宗仁倾向于抗日，表示赞赏；二是了解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不愿为蒋介石再打内战，尤其是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张、杨的部队，实际上已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并和红军建立了来往关系；三是杨虎城认为红军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目前他本人及他指挥的十七路军，虽然处境困难，但表示愿意同广西保持联系。

    李宗仁请刘仲容二赴西安，是在两广事变发动前夕，目的是为取得张、杨在西北的呼应。刘仲容于5月底离开南宁，6月间转香港到达上海，正好张学良在上海。他找到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栗又文，向他转交了李宗仁致张学良的密信。几天后，栗又文告诉刘仲容说：张表示只要抗日，一定支持；在此时不便同他见面，催促他速去西安，等张学良回西安面谈。7月间，刘仲容到达西安。那时，两广局势已紧趋恶化，广东陈济棠垮台出走了，蒋军40万兵力围困广西。这时，杨虎城与已回到西安的张学良都对刘仲容避而不见，通知刘赶快回广西，今后有事再作联络。

    笔者反复阅读刘仲容的遗作《西安事变的回忆》，琢磨良久。张学良当时在上海托人对刘说：只要抗日，一定支持，速去西安，等其回西安面谈。为什么张回到西安又变卦呢？我感觉其中必有文章。尽管刘仲容先生的遗孀张敏华女士为我提供了刘先生生前留下的所有文稿，我仍然找不到答案。后来查阅西安事变档案，才从杨虎城将军机要秘书王菊人的文章《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找到了答案：两广事变发生了，杨虎城拿着两广的密电去见张学良，两人在西安金家巷张的住宅中，商定了如下办法——

    （一）张、杨分别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避免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