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禧进行了首次会谈。张云逸在会谈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强调团结抗日，救国图存是全民族的需要。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党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办不到了。我们有充分的条件，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逼蒋抗日。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一定会胜利。李宗仁、白崇禧在会谈中，表示赞同中共对形势的看法，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愿意团结抗日，共同对外。

    几天之后，在第二次会谈中，李宗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双方商定，由张云逸与桂系几个高级官员研究拟出如何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张云逸在桂林期间，四川军阀刘湘也派出代表张斯可、李星辉到桂林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同张斯可、李星辉见了面并进行了会谈。主张川、桂和中共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共同对日抗战。张云逸还请张斯可一起参加关于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具体方案的制定。

    当时蒋介石在桂林的特务机关十分活跃，很快就察觉了张云逸在桂林同广西和四川代表进行的联络工作。蒋介石下令要其在桂林的特务密切注意张云逸的活动。蒋介石还放出空气说桂方反对蒋介石反对联共的主张；其用心在于破坏桂系同中共建立统战关系。而桂系的顽固派高级官员黄旭初、潘宜之等，仍坚持桂系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不主张同中共联合。因而，李宗仁的态度摇摆不定。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同广西和四川代表会谈时，张云逸耐心而坦率地指出：“在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个地方实力派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落后，只有失败。我们联蒋抗日，也只有在抗日与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动，蒋介石如挑动内战，不仅无益，在全国人民面前也是通不过的，是不可能办到的。”

    为防止蒋介石特务的跟踪骚扰，张云逸和李任仁等离开了桂林，来到离城40多里的临桂县会仙乡李任仁的老家，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战的具体方案。会仙乡不在交通要道上，奇峰环野，湖塘绕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这一带平时难得有生人进来。张云逸与李任仁等在这里会商，又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蒋介石的特务进不来，就是贸然闯进来，还到不了村里就会被人发现而加以阻挡。

    谈判

    张云逸与李任仁在谈判的间隙，聊起天来。李任仁告诉张云逸：“我是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四·一二事变中，要不是躲进村边的一口枯井里，早挨砍头了。”张云逸说：“四·一二以后，我在海口也差点被抓，幸亏得到消息，上了开往越南海防的轮船，转道香港，才捡回了这条命。”两人聊起来，气氛十分轻松友好，越深聊越觉得两人相似的经历不少。两人都出生在上世纪末，李任仁比张云逸长六岁，都是乡下贫苦人出身，都在少儿时有一段好学苦读的历史。张云逸说：“那时，买不起笔墨纸张，我就用树枝作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李任仁说：“家太穷，我只读了一年私塾，就辍学当小学徒打工，仍然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经常读至深夜。”他俩都是老同盟会员，有加入同盟会的相似经历。李任仁说：“我是读了在暗中传阅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激动起来了，偷偷加入了同盟会。”张云逸说：“我也是读了那些书才明白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他俩都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参加同盟会。他俩越聊越高兴，还一起在会仙乡李任仁的堂屋里同声背诵当年宣誓加入同盟会的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