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939年，桂林）

    他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脸，使人感到亲切和蔼。似乎很难与传闻中他在中央机关作保卫工作和在敌后作统战工作时沉着、机智、勇敢、刚毅的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联系起来。

    他总是戴着一副墨晶黑眼镜，使人乍一见又觉得捉摸不透。可是，只要跟他再说上几句话，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坦诚爽朗的忠诚长者。

    和他接触很深，得过他的不倦的教诲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不由得不思念他。

    大家称他克公，或叫他秘书长。他对外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在办事处里他的官最大，却和大家一样，每个月领五块钱的津贴。那时的生活很艰苦。早餐只吃稀饭、蚕豆，中餐晚餐没有什么菜，经常是水煮白菜或是盐焖冬瓜，每人一份，他也一样。他最爱吃的是酸菜炖豆腐；每当吃酸菜炖豆腐的时候，他的一份总要留下一点下一餐吃。唯一可以说上阔气的是，他有一辆很好的卧车，挂的是国民党航空司令部的牌照，国民党军、警、宪、特见到这种牌号的车，都不敢刁难。这给他的工作和活动带来方便。躲空袭或是办急事，遇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汽车过不去，国民党军警看到这样的高级轿车，会急忙上前开路，让车子顺利通过。

    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要借用放大镜才能阅读文件，但他仍坚持在暗淡的灯光下工作。他患过肺结核曾致穿孔，但日夜工作，睡眠很少。为了党的工作，他和爱人、孩子十几年不见面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但他对同志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却关心备至。机要员张德碧患胃溃疡出血、呕吐，尽管办事处条件十分困难，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小张安排休息的地方，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医生治疗，还让公务员送去易于消化的营养食品。

    他平时跟大家一起唱歌，打乒乓球，出救亡墙报。他还自编自导抗日活报剧。每次排戏，他都来得很早。他十分乐观，平常有说有笑，说话十分幽默。涉及政治原则或是严肃的事情，该批评就批评，却不发火骂人。就是批评人讲道理的话，他也说得十分诙谐。秘书抄写材料字写潦草了，他便说：“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不会草书就不要草，别人看了不认得。”有时电台呼叫不通，他就批评报务员，报务员急得直哭；他看报务员急得满头是汗，又亲自上街买米粉送到楼上给报务员吃。

    当时，夏衍经常来办事处找他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面对非常复杂的政治情况，知识分子接触面不广，又自命清高，不愿意去和那些话不投机的上层人物来往，报刊的言论又只懂得讲自己的主张而不善于利用各方面的矛盾。他就一再对夏衍说：“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他又说：“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一些，多跑、多听、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怕脏……”然后纵声大笑起来，一边又说：“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已经年满九十大寿的夏衍住在北京西单一座静谧的四合院里，谈起抗战中桂林的往事，兴致特别高。夏公是怀着对李克农的一种深厚真挚的感情谈起克公来的。

    有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国际时事分析有错误的文章。克公看到了，即跑到太平路的报社编辑部来找夏衍谈了好几个钟头。

    他的脸色十分严肃，甚至严厉，是夏衍从没见过的。他说话声音不高，话里分量很重：“不能把这张报纸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也不能把它估计得太小。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有时不容易看到。现在，西南、华东甚至香港、海外，都把救亡日报看做党的外围，代表党讲话。你想想，把那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