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桂林，能够保持井然有序，实属难能可贵呀！”

    白崇禧听了自然十分高兴。抗战前那几年，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各方，由他坐镇广西家里，实干几年，赢得了一个“全国模范省”的称号，他自是十分得意。现在，李宗仁在江北主持五战区，又由他在家乡担任经管南方几省的桂林行营主任，广西的事也能具体兼顾，他当然要把自己的地盘经营好。他现在担心的还是蒋介石。撤出武汉、缩守西南的局面形成以后，蒋介石的势力也逐渐侵入了广西，使他和李宗仁深感不安。抗战以来，他跟在蒋介石身边，深知蒋介石时时都想和日本人谈和。蒋介石亲口对他讲过不止一次，说日本人不会攻武汉，因为日本人要和我们谈和。可是日本人还是打下了武汉；但是蒋介石谈和之心还是未死。不久前，他对黄旭初、李任仁等高级干部分析形势时就告诫大家：“老蒋只要一有机会跟日本人谈和，到那时就会牺牲我们。我们必须提防，多和反蒋及反对谈和的人士联络。”他想，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随着抗战深入而高涨，他可以联络利用之作为同蒋介石暗中对抗的政治资本。他不但亲自嘱咐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员的安全予以多方保护，还要他身边的刘仲容、刘士衡多给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关照，协助解决具体困难。连共产党的大叛徒，曾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也曾得他暗自收留在桂林。因张国焘在城里居住，人多嘴杂，不易保密，他又将其送到他老家会仙乡去隐居，每月发给生活费500元。他曾经打算请杨东莼出任桂林行营秘书长，并以李任仁为行营政治部主任。他为此问过蒋介石。蒋介石对李任仁的任命表示同意，而对杨东莼则否决。蒋对他说：“凡是反党（国民党）反中央的人，希望你不要用他们。”既然杨东莼没有能就任，李任仁也拖而不就。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重新解释“抗战到底”的“底”是什么？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而只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听了更为忧虑：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不就是老蒋处心积虑地要将桂系等各地方势力吃掉的原状么？！因而，他常到旧藩署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去看望，主张多多聘请各方来桂进步人士为研究员。万一时局有变化，就联络进步人士撑持广西的局面。他和李宗仁在一起回顾历史时讨论过，认为1936年六一运动时，老蒋几十万大军不敢进攻广西是由于各党派和进步人士来撑台的缘故。广西建设研究会还邀集一部分研究员组织“宪政促进会”，要求国民党中央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胡愈之起草了“广西宪政促进会”成立宣言。他看了后，还作了一些修改，认为可以公开发表。于是，《广西日报》和广西建设研究会所办的刊物《建设研究》都登载了。他认为国民党中央控制在蒋介石嫡系手里，桂系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心有未甘，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既可使桂系有扩展的机会，又能博得全国人民好感。他当然乐意。可是，宣言发表后，他接到国民党中央电报，要立即撤销宪政促进会的组织，他只好让李任仁停止宪政促进会的活动。他对于蒋介石，虽然不得不服从，但是也不得不提防。这也促使他容许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这里发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撑住局面。因此，听说杨东莼先生邀请叶剑英去建设干校讲课，他就主动提出陪同前往，以表示感谢叶剑英将军对广西培养地方干部的支持。他听李任仁说叶剑英早年到过桂林，便问：“听说叶将军早就到过桂林？”

    嘹亮的歌声

    此时，他们已走出城东，叶剑英骑在马背上侧身望了望身后的桂林城，慨然而答：“细算起来，那是十八年前了，为准备北伐，我曾经作为大总统随员，跟随孙中山先生来到桂林，在王城里参加了中山先生的整军活动。尽管岁月流逝，但记忆犹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