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指。

    他这次与周恩来同游天目山，聆听了周恩来的一番话，感触良深，当作“训聚”，勉励自己“顾勿忘”，他借此抒发了卧薪尝胆、为抗战尽力的感慨。

    第二天早晨，进早餐时，他将词稿送给周恩来指教，还当场吟哦了一遍。

    周恩来听了，忍不住赞道：“想不到季宽先生还是一个词人，一首《满江红》，显得出你词风浑沉，造诣颇深。”

    他说：“有感而发而已。昨日听周先生一番话，顿生感慨，愿像周先生一样，为抗战多尽点力。”

    周恩来仰身而笑，说：“怪不得你这里没有摩擦！我是来对了。”

    早餐后，周恩来应邀去对沦陷区政治工作队的青年们作演讲。在会场的门口，受到主持开会的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等人的欢迎。贺扬灵大声恭维周恩来：“周副部长，久仰久仰。先生大名，如雷灌耳，今日蒙承你到天目山亲临指导，我贺某真是三生有幸，永志不忘……”

    尽管贺扬灵是黄绍竑的心腹，跟他好些年了。李济深当年在福建省参与福建事变时，他就曾派贺扬灵去福州联络。可是，听了贺某这番言不由衷的恭维话，他也皱了皱眉头。

    接着，黄绍竑还和周恩来一起视察了钱塘江南岸的抗敌防线。然后，两人才分了手。他直接回金华。周恩来去绍兴老家探亲。事前，他已对专员公署作了关照。周恩来到绍兴，专员公署举行了欢迎会。还在府山那几十米高的越王台举行火炬晚会，请周恩来在越王台上检阅抗日队伍，参加的有抗日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少年营的队伍，大家唱着《大刀进行曲》，高呼抗日口号。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气氛十分热烈。

    蒋介石对其老家浙江确实控制很严。当陪都迁到重庆后，黄绍竑开始还以为这下“山高皇帝远”了，他可以自己做点事了。其实，并非如此。他同周恩来在钱塘江视察完毕分了手，周恩来去绍兴探亲，他动身回金华。他刚到金华，蒋介石已有电报拍来，索问他同周谈了些什么？他的心颤了一下，像触了电。怎么那么快老蒋就知道他同周恩来谈过话？！电报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想，事前他并未奉到指示要与周恩来正式商谈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就浙江方面为便于以后工作，达成了几点口头协议。他只好将情况电告蒋介石。他很怀疑是贺扬灵向蒋介石告密搞的鬼。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在北京有一次周恩来问黄绍竑：“你看贺扬灵这个人怎样？”他说：“恐怕是特务。”周恩来点点头。

    黄绍竑晚年曾说，他一生中曾做了不少错事、坏事，但是有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八路军接触，特别是与周恩来的接触，是他一生中走向光明的转折点。这可以说是肺腑之言。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浙江方面也有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特务逮捕。他曾经向三战区司令长官要求保释浙江日报总编辑王文适和浙江妇女会秘书林秋若。林秋若被他从上饶集中营保释出来后，回浙江还有危险。他因要去重庆开会，就让她同车去桂林。同车还有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吴挹峰。吴到了重庆就大造他的谣言，说他保了一个女共产党员到桂林。

    他从此失掉了蒋介石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处于赋闲状况，在上海作寓公，闲了打打网球，同一些“白相人”或是“闻人”来往。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时，他是力主国共和谈的桂系人士。夏衍对笔者说：“现在一般人认为桂系就是指李、白、黄（旭初）三个人为首的军阀集团。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在李、白、黄之外，还有两个人，就是李济深和黄绍竑，他们在桂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蒋介石也有根深蒂固的矛盾。”笔者觉得夏衍点到了黄绍竑，是极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