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蒋介石包办独裁的局面，单靠个人写信建议是不行的，必须策动各方面的力量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才有办法。于是，他在衡阳、桂林等地广为联络，积极活动。这时，蒋介石、吴稚晖打电报给他，称中央拟设一政治局，请他出面主持。陈诚还突然奉蒋之命飞来桂林，将他拉去重庆。他到了重庆才知道不是成立政治局，而是要组织党政委员会。他说可以负责，但要有条件：一是凡是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是闹小宗派，党派成见深的人就不能用。蒋介石勉强答应，蒋作主任委员，他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周恩来、高崇民、张友渔、梅龚彬、刘一峰等都在党政委员会内。蒋介石害怕党政委员会权力大，让它受行政院牵制，因而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他在重庆觉得党政委员会是个空壳子。蒋介石还不放心，怕他以党政委员会来反蒋，就派了心腹人物李宗黄、晏道刚在里面管党务和军事。蒋还利用特务手段对他进行秘密监视，使他觉得在重庆既起不了什么作用，又不大自由。蒋介石对他很不放心，在1940年春，调程潜来接替他管党政委员会，当时撤销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后，设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派他去担任办公厅主任，他觉得离开重庆去桂林，实在是得其所哉。

    对他回桂林，蒋介石仍然不放心，派了蒋最亲信的特务头子之一林蔚来办公厅当副主任，其用意十分明显，是对他进行监视和限制。他对林抱一种很冷淡的态度，重要的文电，很少交林批阅。林每日在厅里午餐，由原行营遗下的一个小厨房为其开伙食，报公账。他认为是浪费不合理，命撤销小厨房。林无可奈何，只好回家去吃饭。不久，林就自动要求蒋将其调走了。桂林办公厅辖三、四、七、九战区，指导桂、粤、湘、赣、闽、浙、苏、皖八省，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事实上只是承转机关，在军政方面，他没法有所作为，没法做一些较大的事情。因而他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事事感到掣肘，虽尽力但不能常常顺心。他在不能有所为而感到苦恼时，总是沉郁地说：“我们只能消极地革命呵。”

    可是他在桂林，维护了进步力量，掩护了不少民主人士。对于一些压榨老百姓勒索钱财等的不法官兵，他叫军法处认真检查，有的他还提来亲自审处。冯玉祥在桂林办的三户书店，他极力掩护，通知有关方面不能去搜查。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办在桂林，蒋介石特务想去捣乱，他反对并亲自驱车前去斥骂特务。宋庆龄和海外进步华侨陈嘉庚等募集了医药、器材帮助八路军。但到桂林之后，需有办公厅的批文，才能有车辆运往陕北。办公厅内的蒋帮分子，总在呈文到传达室便扣压，不给他过目；后来由夏衍与林秘书商量，来文直接由夏衍交给林秘书，呈给他及时批阅后，转给夏衍。以后这些送批工作，专门由救亡日报记者陈子秋担任。这种情况，以后还是被军统特务知道了，对林秘书也盯得很紧。有一次，广西大学引起学潮，学生被捕的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中共党员。李济深获悉后，派林秘书去见省主席黄旭初。他在保定陆军大学担任教官时，黄旭初是他的学生，师生间感情甚好。秘书问：“见到旭初讲些什么？”他说：“你只说一句话，讲：我以前也捕过学生，至今耿耿于怀。”林秘书与黄是世交，黄没有在客厅见李的秘书，延请在办公室里相见。黄正在批阅公文一批毕，问来意。林秘书只把李的话照背出来。黄旭初听了，睁大眼睛问：“还有什么？”秘书说：“只有这句话。”说罢便告退了。下午，秘书回厅向他汇报时，他说：“旭初已经来过电话，学生放了。”

    怨言

    皖南事变以后，各地传来国共摩擦日益加剧的动态，一些进步人士及中共党员被捕被关，使他忧心忡忡。桂林怎么样啦？一天，他乘了小卧车到街头察看。昔日抗日救亡文化活动高涨的十字街广场一带，如今一片肃杀气氛。抗战歌声几乎消失了，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