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想邀请李先生北上共议政事，是否确有其事？”

    他知道港英当局为了维持香港的局面，十分希望中共和国民党“划江而治”，因而愿意他坐镇香港，不希望看到他到解放区去。他笑了笑，回答：“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不息，动荡不安，老百姓再也不堪战乱了。国难当头，我是坐在香港自家屋里对国家大事发几句议论尚可，别的事做不了啰，任潮老矣，已经不堪颠沛流离了。”

    也曾有个美国驻外官员在金陵饭店的一次宴会上与他接触，有意识地向他发问：“李先生，有消息说，我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以李宗仁先生取代声誉扫地的蒋委员长。你是老桂系，李宗仁是得你扶植的新桂系的领袖，想必李先生你很快将会对中国政坛有所作为了？”

    他盯着对方望了一会，坦然而答：“蒋介石祸国殃民，给国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他声誉扫地，不得人心，是所有正直爱国的中国人所有目共睹的。可是美国人以为换一个人就能挽救危局，那不是太天真幼稚，就是对中国国情的无知。我想告诉你，我党冯玉祥将军今年初在美国演说讲的：‘中国的前途在于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于与工农大众在一起，把毛泽东的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纲领，真正实行起来；我们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而不能是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做什么。’贵国《纽约时报》曾经歪曲了冯将军的讲话，我曾替冯将军申明真相，将他这段话登在香港《华商报》上。”

    那个美国官员在宴会上真是自讨没趣。

    他已经是多次抬头看墙上的钟了，怎么还不到2点半？！他自己嘲笑自己，真是“心急也嫌钟表慢。”潘汉年已经多次来过李家，给他十分深刻的印象。从1947年底开始，中共香港分局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定期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每两周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如轮到中共主持，座谈会就在连贯家里举行，轮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持，就在李济深家里举行，轮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里举行。每次座谈会都有中心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潘汉年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座谈会主讲人之一。他很欣赏潘汉年言谈亦庄亦谐，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还能随口吟诗作对。

    “当——”墙上的钟到2点半时敲了一下，余音未绝，潘汉年居然笑眯眯地走进客厅里来了。潘汉年斯文地抬手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再指指门外，幽默地说：“李任公，你门外有‘狗’。”

    他问：“你发现什么情况？”

    潘汉年凭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觉察李济深门口的异样，说：“你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他淡然一笑，说：“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一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潘汉年神色严肃地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李先生放心好了，我们也要作出相应的安排。关于你乘船离港北上的行动，周恩来再次来电关照，要保密，谨慎，周到，安全。今天我专门来跟你讨论具体的方案。我们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也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在香港已经是树大招风了。”

    他俩上楼到书房去认真筹划起来。潘汉年告诉他，方案考虑得十分缜密细致，诸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条船上将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他是李济深怎么办？乃至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保卫、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