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月—2月，香港—汉口—南京—北平）

    黄启汉于1949年元月14日乘班船离开香港，15日到达广州，然后乘车北上赴汉口去找白崇禧。他和李济深谈话后，又看了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给白崇禧的密信，心里很兴奋。信中李任公用了“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及效法“先哲蔡松坡”这样的句子。蔡松坡就是蔡锷，当年曾在云南起兵反袁（世凯）。他揣摩任公的意思是劝白崇禧将广西的军队集中于武汉一带，宣布反蒋起义。他觉得事关重大，任公的一席话使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和李任公告别后，一面收拾行装和办理一些在港业务结束手续，一面去函给白崇禧，告知白他有要事将要在武汉相见。正在这时，黄绍竑忽然到了香港要找李任公，而李任公已经离港北上。本来大家都是桂系的熟人，黄绍竑表现很失望，但黄并没有告诉他此行来港找李济深的目的。他也不告诉黄关于李写信要他带给白崇禧的事情。

    元月中旬，他得到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他去汉口。他即刻动身离港。这时是数九寒天，乘船在甲板上受了风。在旅途中，感冒渐渐加重；他觉得事情重要，不敢在广州歇养。在车过衡阳的时候，他碰见李任仁从桂林过来，也是转车去汉口，并说是应白崇禧的电召去商量要事的。他知道李任仁在桂系中是以开明著称并接近共产党，因而他相信李任仁是赞同李济深之主张的，所以他悄悄地将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也让李任仁看了。李任仁看了后，感慨地说了一句话：“现在历史已经到了转折性的关头了。”

    在旅途中转来转去，车子停停开开，黄启汉到达汉口已经是元月19日，就住在三元里白崇禧的公馆里。白崇禧一见他，就急切地问：“是李任公叫你来找我的吗？”

    他点头：“李任公嘱我带信也带话给你。”

    他赶忙寻出密藏在大衣里的白绫条子。白崇禧接过来匆匆扫了一眼，喜出望外，说：“我派季宽（即黄绍竑）去香港找任公，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哪知道季宽扑了个空，幸亏你在香港和任公联系上了。”

    白崇禧掂了掂手里的白绫条子，又说：“你记着，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任公这封信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

    他点头称是，没有说出曾让李任仁看过这封信的事。

    白崇禧又问：“任公还有什么话转告？”

    他感冒已很严重，讲起话来带着鼻塞的声音：“任公分析说，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严肃、慎重地考虑。任公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说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哪个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白崇禧频频点头，说：“所以我们上个月在这里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敦请蒋介石下野。”

    黄启汉继续说：“任公还讲到，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任公讲，过去是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任公讲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现在我们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了一个独立自由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

    白崇禧说：“任公讲的都很对，自从东北战事失利，继之徐州战况又告急，他早就看出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才向蒋介石发了电报施加压力，要停战谈和；还想请李任公来主持政治，举旗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