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来请示。文白先生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

    他简要地报告了和谈经过，随即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李、白、何等人传阅。这几个人听了他的介绍，急促地看了文件，个个面面相觑，都不发一言，空气极为沉闷，各人的脸色极为阴沉难看。白崇禧忍不住了，首先怒冲冲地指着黄绍竑说：“为难你呀，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这样苛刻的条款我们能接受吗？！”

    何应钦则冷冷地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够随便决定，行政院要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嘛。”

    李宗仁、黄旭初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会议不欢而散。黄绍竑当晚就往北平给张治中挂了一个电话，报告抵达南京的情形，只是说了和平条款还要由行政院开会讨论研究才能答复。

    第二天，4月17日，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飞赴溪口，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蒋介石过目。这个行动已经表明李宗仁不想为和平协定签字，却不将责任推卸掉。其实，顾祝同早已于16日晚上将协定全文电告蒋介石了。蒋介石看了协定勃然大怒，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还当即电示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用国民党的党中央机构发表声明，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激动的夜晚

    4月17日晚上，李宗仁把早日召到南京的桂系集团的要员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韦永成、邱昌渭和程思远找到傅厚岗官邸来开会，听取黄绍竑的报告，并商讨对策。黄绍竑本来是想置身事外了，但是李宗仁又电召他去北平参加和谈；这北平一行，使他思想转变，茅塞顿开，促进和平的责任感更强。这晚，他见是桂系自己开会，在座均是熟人，就开门见山，更敞开地说话：“这两天来，关于和谈的舆论很多。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协定，这就要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对待它。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既不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在广州时国共两党的局面，亦不是抗战开始时国共两党的局面。我们现在是败军求和。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绝对的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我们要靠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不但是我黄绍竑有体会，在座诸位也都深有体会。”

    他瞄了大家一眼，又继续说：“我们如果及早下决心，德公出面与中共签署和平协定，德公可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我们广西的子弟兵也可以保存下来，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几项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思谋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这时说话了：“我对个人去留出处并不计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所谋所作当是为国家为大多数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卸职归田，以谢国人。所以今晚开会，我们还是从国家和大局出发来商讨。”

    白崇禧为和谈问题不久前已和黄绍竑顶撞过，这次，白早已听得不耐烦了，颇带火气地说道：“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两年不搞土地改革，讲得好听而已，我们迟早是人家碟子里的菜，只是早晚上席罢了！季宽，你们代表团北上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像这样的投降协定，竟然也带得回来？张文白怎么就糊涂到这种地步？连我们的基本立场都不要了。我早就讲过了，‘汉曹不两立’！”

    白崇禧说罢，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这晚的会议就不了了之，垂头丧气而散。18日晚上，桂系这些头头们仍然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继续密商，仍是白崇禧和黄绍竑继续交锋，未得出任何结果。据参加开会的程思远先生在《政坛回忆》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