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

    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极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

    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中共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这份意见书，促使李宗仁动了念头又想找中共重开和谈。李任仁在生前所写《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一文中，有生动的记录——

    这个意见书送去一两天后，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李宗仁独自一人乘汽车到我家来。他下了车径自走到我的住室，虽然，没有几步路，但衣衫给雨打得很湿。他见了我也不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还想重开和谈，想请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转。”又说：“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你和中共的人和文化界的人熟识不少，所以要你走一次。”我说：“只要决心和平，我就去。”说不几句，他就走了。

    条款

    李任仁那时是民革中央委员，李宗仁冒雨来找他要重开和谈，使他甚为兴奋，正准备与在香港的民革机构联系此事；岂料，两三天后，白崇禧于5月2日飞回桂林，事情又起了变化。

    白崇禧飞到的当晚，即和黄旭初出面邀请大家到文明路李宗仁公馆开会。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桂林绥靖公署的高级负责人和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不下数十人到会。开会时，李品仙抢着发言，对中共极尽诬蔑诋毁之能事，说：“中共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绝对不能和他们谈和。”

    李任仁听了忍不住起来反驳，说：“延安有中国历史的研究会，也演京戏，写旧体诗词，怎么能说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中共的领导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徐特立抗战时来桂林，我们好些人都见过。非共产党员也有个李鼎铭先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共还请他当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说人家不要老人？延安就有夫妇、子女、家庭，怎么能说拆散家庭？”

    李品仙听了又喋喋不休地起来争论。这一夜，发言的人虽然不少，但主要还是他和李品仙针锋相对的辩驳。白崇禧阴沉着脸起来说话：“和战取决于德公！”

    大家都不作声了，望着李宗仁和黄旭初。黄旭初当晚一言不发。李宗仁也一直不吭声。白崇禧说话之后，李宗仁还是一声不响。

    李任仁望见李宗仁的样子，想起两天前李宗仁冒雨来找他说的话，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当晚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会。

    第二天晚上，他还得到消息说白崇禧已经召集高级军官开过一次会，吩咐他们说：“以后谁再言和者，给我抓起来。”

    当时，居正和阎锡山是偕同白崇禧一起飞到桂林的。居正和阎锡山是来敦促李宗仁前往广州的，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中休息。李任仁没有得到邀请参加李宗任与居正、阎锡山的商谈。只是到了5月6日，居正和阎锡山要飞离桂林时，李宗仁请这两位客人吃饭，才邀他作陪。席间只有李宗仁、郭德洁、居正、阎锡山和他五人。吃饭时大家都不谈什么，尤其是不谈涉及时局的话，空气沉闷得很。饭后他就告辞了。

    5月8日，李宗仁飞往广州去了。报上传来消息，李宗仁到达广州之时，发表了一篇表示要对中共“戡乱到底”的决心。李任仁在家读了，一笑置之。至此，本来在桂林已经很浓的和谈空气大变，主战者的气焰不可一世。连执笔写那份意见书的黄中廑，也来了一个180度角的转变，不但闭口不言和平，甚至在道上遇见李任仁也绕路而避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任仁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