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出发，经过水陆交通和大小城镇，于次日即4月25日下午到达他已阔别六年的广州。

    首都北京

    4月28日，他回到首都北京。他见到了不少老熟人和老朋友。更使他兴奋不已的，他看到中共刚刚接管政权六年，国家确实已经获得新生，国民党统治时期那种乞丐满街、难民遍野的兵荒马乱、阴沉萧条的景象，已被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而充满生机的新气象所代替。大家在谈论今年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开始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来到北京那几天，真是捷报频传：刚刚报道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官厅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又传来消息，治理淮河的骨干工程梅山水库拦河大坝胜利建成，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连拱坝。他，作为一个昔日挺有抱负的国民党人，在新中国的成就面前，不能不佩服共产党人。

    他这次到北京是处于保密状况之中，一般不在公开的场合出现，只是会见该见的熟人与朋友，还在京参观游览。人们称他是“神秘的香港客人”。他在京活动，刘仲容先生也参加了接待。

    在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时，作为桂系代表的刘仲容留在了北平。该年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到长沙时，曾从长沙打电报到北平给刘，要刘回长沙。刘仲容去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很快就要全国胜利，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哩！”后来，周恩来要刘创办北京外语学校，当校长，后来该校又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几年，他还奉周恩来的指示，与在香港的程思远等通信联络。

    遗憾的是笔者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时，刘仲容先生已于1980年辞世而去。我还是访问了刘仲容的遗孀张敏华女士。她回忆了当年所见刘仲容先生参加接待“神密的香港客人”的情形——

    我记得是1956年春天，我和仲容还住在北京东四礼士胡同1号的房子里，一天下午我从北京医院下班回来，见房间里有一位中年客人，从当时五十年代社会人们的穿着比较来看，这位客人不像是来自国内的，那时看他身材修长，西装革履，衣着考究，配戴眼镜，目光深邃。这时，仲容就向我介绍，这是他的老朋友程思远先生，从香港回来观光。我和程先生寒暄了几句，就认识了。以后有几次我回家来就看见程先生在我家写东西。事后我问仲容，程先生在写什么？仲容说：周总理让他写些材料，好让他在香港做些工作。我记得他写了东西以后，仲容必在晚间去见周总理。

    5月7日晚上，张治中约程思远到家里吃饭。饭后张先生对他说：“周总理将在明天下午政协举行的酒会上接见你。总理说，他1938年在武汉曾经见过你。但是，明天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程思远听了很高兴！1938年时，广西学生军北上开往五战区时，路过武汉，白崇禧让他去请周恩来给驻扎在抱冰堂的学生军讲课。想不到周恩来还记得这件事。

    程思远先生在他的著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中，对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他有生动的记述。现转引如下——

    次日（5月8日）下午3时许，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的酒会上，我正在和张治中先生说话时，周总理健步走进大厅，他显得比十多年前丰满得多。张先生正准备向总理介绍我，总理却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手来：“欢迎你回来！”他说，“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事隔18年，他还记得我，周总理的记忆力确是惊人。

    周总理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说：“47岁了。”

    总理说：“身体这样好哇！”

    我说：“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总理又问：“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听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