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已在客厅里等候。高富有十分抱歉地说：“李先生，刚才来的那位同志也许没有讲清楚。现在，全国局势乱得很，出现了许多使人预想不到的现象。为了保障您的绝对安全，总理意见，请您暂时避一避，趁此机会可以疗养疗养。”停了一会儿，高又说，“总理刚才听完汇报，又全面地考虑了您的意见，认为还是请您暂时离开这里为好。总理特意派我来，要我耐心地劝说您。”

    “总理？”

    “对，是总理说的。”

    “好。我听总理的。”

    谈话不到十分钟，李宗仁就答应了。按要求，马上就走。李上楼回到卧室，见胡友松已起床坐在沙发上等消息。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收拾了几件洗换衣服，找了几本书。

    十分钟后，胡友松提着皮箱和李宗仁下了楼，匆匆忙忙地坐进周恩来的大红旗车走了。连公馆内部包括警卫秘书陈贵在内的所有人员，谁也不知道李宗仁被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乘着夜色，汽车向西部急驰，驶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的“将军楼”。在周恩来指示下，院内的高干病房全部腾让出来，同时分别安置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这一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不但和外界完全隔绝，就是内部也不能彼此串联接触。他们住在里面，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毫无所知。为了万无一失，绝对保险，还须更名改姓。胡友松想出了两个假名字：男的叫王敬之，女的叫唐伟；就这样填进了住院登记卡。这里确是大动乱大风暴中的避风港。李宗仁和这批高级民主人士，在这里度过了最为惶乱紧张的日子，才被送回各自的家里。

    据胡友松回忆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李宗仁并没有讲过后悔从美国归来的话，他是讲过幸亏郭德洁死的早，要不然，她就要跟我吵了！”

    李宗仁从三一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回家之后，西总布胡同李公馆的朱红漆大门虽然关得很紧，还有解放军战士守卫，但是还是被红卫兵们敲开了。

    红卫兵们曾前呼后拥，闯入楼下的大客厅里，指名要见李宗仁。李只好从二楼下来会见他们。造反的小将们都以好奇的心理，看看这位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位代总统是什么模样。李宗仁并未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和他们握手应酬。红卫兵坐下之后，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令李宗仁穷于应付的问题。诸如有人问李为什么不到台湾去，有人问国民党“CC”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要求李讲讲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等等。李宗仁毕竟是富有政坛经验的行家里手，他沉住气讲了些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与后来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那些红卫兵们对于中国历史知之甚浅，又不是来求知的，因而对李宗仁的讲述并无兴趣，坐了一会就扬长而去了。

    周恩来总理得知红卫兵造访李宗仁的事后，立即采取了措施，制止任何人擅闯李公馆；因此，直到所谓深入进行“斗批改”而大兴外调之风时，李公馆始终是平静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