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的一年后，1938年10月的一个凌晨。

    从武汉撤退到这里的《新华日报》记者夏新立和许多逃难的人一起，挤在一辆人满为患的卡车上，朝宜昌码头缓慢地进发。

    由于日军对武汉三镇的围攻已经进行数日，武汉陷落在即，由当时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管的《新华日报》人员已经分批开始向重庆撤退。夏新立是主动要求单独前往宜昌，顺便采访大撤退的记者之一。

    不断鸣着喇叭的卡车终于无法开动，司机骂骂咧咧地停了车，干脆不开了。夏新立看看四周，只好从车上跳下来，裹紧薄棉衣，紧拽着身上的照相机，和其他一些逃难的人一起爬上了高高的江堤。

    从武汉到宜昌，夏新立已经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相机和自己的钢笔见证过、拍摄过、记录过。但当他站到了长江大堤顶端举目四望时，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动了。

    依稀的晨光下，浩荡的人流中已经分不清哪些是老百姓，哪些是军人和伤员，哪些是政府机关人员，哪些又是撤退企业的工人。大堤内侧的一切都被裹挟进一个巨大无边缓慢蠕动的混沌之中，喧嚣着，吵闹着，尘土飞扬却又无法向前。大堤外长江岸边的河滩上，燃起了无数篝火，摆放着一堆一堆等待转运的物资。在篝火的映照下，可以看见无数的人影在晃动，或者围着篝火取暖，或者急急忙忙奔向江边。更有许多人抬着担架，等候在人群当中。几艘烟囱喷出白烟的小轮船停靠在岸边，模糊的人影正通过浮桥拥向轮船，一些士兵挥动着手中的步枪，试图控制局面。有人通过浮桥到达了船上，有人被挡回了岸边，也有人落入了被晨曦映照得微微发亮的江水里。

    夏新立下了大堤，匆匆地跑过一大堆机器设备。一群在篝火映照下的工人正手拉肩扛地试图移动一台庞大的机器。天气已经有了相当的寒意，工人们却大多赤着上身，在火光中，甚至可以看见他们赤裸的肩膀和胸膛上的汗珠。他们是那样的专心致志，四周慌乱的人群好像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夏新立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觉得光线已经足够拍照，便取下肩上挎着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了那群工人。工人们却仿佛没有看见他一般，只管奋力地吆喝着，推拉着。

    夏新立用自己的背紧紧靠住一台冰凉的机器，沉着地对焦，取景，轻轻按下了快门。

    江边的一座浮桥前，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挎着医药箱的何雪竹正满头大汗地和一个护士指挥着那些抬着伤兵的担架，在篝火的映照下，白大褂和袖子上的红十字标志非常醒目。在她身边，四五个士兵正竭力用步枪阻止着另一些想上船的老百姓。

    何雪竹本来是上海慧慈医院的外科医生，上海沦陷后，她便随丈夫郑先博到了南京，然后又撤退到武汉。武汉战事吃紧，何雪竹参加了帮助武汉会战的伤员撤退的工作，又一路匆匆地到了宜昌。虽然有些老了，而且风尘仆仆，但何雪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出年轻时的漂亮影子。当然，过去的大家闺秀现在已经是一个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医生，那张曾经风韵的脸上，现在留下的更多的是坚硬的线条和风风火火的表情了。

    这时，两名士兵用一副担架抬着在武昌战役中受伤的中尉张旭明挤过人群，走到浮桥前。

    何雪竹迎上前去询问查看：伤哪儿了？

    张旭明微微一笑，艰难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右肩，却没有说话。何雪竹挥挥手，让他们走上了浮桥。

    何雪竹的丈夫，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郑先博这时匆忙地走了过来。

    尽管是在逃难的旅途中，郑先博仍然保持着绅士风度。一身藏青色的厚呢西服有些旧了，袖口都磨得发了毛，但整齐干净，十分得体。头发有些花白，甚至有段时间没有修剪了，却还保持着一定的发型。多年的外交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