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的作用。当然，最终目的还是拿掉李济深。

    很快，“湘案”发生，蒋介石有了“灭桂”的绝好机会，也有了整治李济深直接的理由。1929年2月19日，当国民党中央召开三全大会之时，由李宗仁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所属的湖南省省长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等为由，免去了鲁涤平的省长和18师师长职务，并下令由何健取而代之，还派叶琪等桂系将领率部入湘，这就是著名的“湘案”。

    蒋介石是在奉化得知湘政有变消息的。闻讯后立即返（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鲁的陈述改变了蒋介石在“灭桂”的先后次序上先李宗仁再李济深的原定计划，而决定两面同时进行。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合击武汉；一面以军队“编遣期间不得调动”和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官员为理由，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湘案”。这实际是想将李济深拖进“湘案”，以便为治罪李济深制造借口。果然，在看到蒋介石准备兴兵的动作之后，桂系将领胡宗铎也调动军队，准备迎战。这又使蒋介石有理由以“调停湘案”为名电请李济深北上，结果李一到南京便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之后，李济深才得以恢复自由。

    这次无辜入狱，自然使李济深对蒋介石芥蒂更深，但这必竟是党内的权力之争，那么，“九一八”之后在民族面临危亡之际，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就使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迅速演变为政见上的严重对立。1932年1月，蒋介石从第二次下野中刚刚复职，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李济深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同时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蒋氏复出的第4天，日本便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均为李济深统帅粤军第1师及国民革命军第4军时的老部下。他们与李济深一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剿共期间不准轻言抗日”的说法是对民族大义的不负责任。于是，在李济深的支持下，蒋光鼐、蔡廷锴毅然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使“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了世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在日军大量增兵而19路军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情况下，李济深建议蒋介石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加强淞沪的抗战力量。蒋介石再次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在军事委员会讨论时同意李济深的建议，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携信令张学良阻止义勇军人关，这使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丧失了信心，并成为日后与蒋决裂而公开支持19路军发动“闽变”的关节点。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爆发！

    是日，在福州南门公共体育场，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会标下，坐着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7名由全体代表推选出来的主席团成员。主席台下坐着福建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员、19路军驻福州部队官兵、福州各界民众及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等数万人众。

    在主席团总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后，李济深发表了演说。他以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指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亡国危险和在此严峻形势下全体民众的任务：“时至今日，要想救国、救家、救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重围中冲开出路，非全民众起来共同奋斗，没有第二个办法。”

    在各地代表发言后，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宣言》指出，中国近年来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民的种种痛苦，都是蒋介石政府“媚外残民的结果”。为解救人民于水火，《宣言》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主张，主要是：中国为中华生活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