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喉舌。在胡汉民主持下，《民报》集中宣传民主革命纲领，批判改良主义谬论，使革命党在国内外的影响迅速扩大。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政治升腾的起点，由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从1906年起，胡汉民开始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他与黄兴一起组织了钦州河口起义，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这几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却奠定了他从事武装斗争的根基。在随后光复广州的斗争中，未动兵戈便获大胜。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里，胡汉民成为首任都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胡汉民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要职。1914年7月8日，国民党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被选为总理，胡汉民成为政治部长。在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时，胡汉民又担任孙中山入党宣誓的主盟人。1924年1月，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举行一大期间，孙中山指定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是年5月，孙中山患病，胡汉民被委以代理大本营事务的重任。年底，孙中山北上之前，正式委任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孙中山是把胡汉民视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加以培养的。但是孙中山在几个月后很快逝世，特别是孙中山在病重期间汪精卫一直随侍在侧，并由汪精卫亲手记录和传达了先总理的“临终遗嘱”，这使汪精卫有了“亲受遗命”的资本，其身价陡然上升，让胡汉民第一次尝到了与“第一把交椅”擦肩而过的苦涩。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内三大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一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提出以后，胡汉民立表质疑。他特别痛恨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他在复汪精卫的电报中说：“此时国家民族最大问题，亦莫过于抗日剿共，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孚国人之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正式提出“抗日剿共”的口号，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显有区别，且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其二，表示支持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政策；其三，决定不参与中央政事，保持“在野”地位，这也是对蒋、汪控制的中央政府感到失望的表示。

    接着，胡汉民于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在痛斥蒋、汪在淞沪抗战中对奋勇抗敌的19路军和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不予积极支援且多方阻难行径的同时，还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1．对沪战为切实之应援，务将暴日逐出上海；

    2．集中民众力量为抗日中坚；

    3．迅速檄调以抵抗为主义之劲旅。收复东北失地；

    4．严整沿海各省战守之备，真实谋长远之抵抗；外交仍推行孙陈（孙科、陈友仁）对外政策，确定东北与沪案为整个问题，日军未退沪前，无交涉可言。

    胡汉民的上述主张，尤其是关于集中民众力量作为抗日中坚、严整战备作长期抗战、驱逐暴日、收复东北失地各点，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关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极少有像他这样态度坚定、抗日目标明确的。

    胡汉民在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1931年1月，胡汉民创办《三民主义月刊》，这个刊物发表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则是该刊经常的论题。胡汉民自己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在《跋日人关于各国对日经济封锁之应付计划》一文，指出屈辱求和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