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孔祥熙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赤裸裸地威胁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

    孔祥熙这番话的意思是，以共产党与事变有关而向苏联施加压力，希望由苏联出面来做共产党的工作，确保蒋介石安全脱险。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的官方喉舌《真理报》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就西安事变表示了这样的官方态度，社论竞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

    也是在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急电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指示他抓紧与苏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向中共及张、杨施加影响，使蒋平安获释。蒋廷黻对此项使命颇感棘手，因为前一天苏联“两大报纸同时发表重要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蒋廷黻深知，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还不希望他“剿共”。南京如能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定会受到苏联欢迎。这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前不久秘密会谈时，苏方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如果南京能够这样做，苏联定会出手相助，使蒋介石安全获释。于是，在当天傍晚给南京的复电中，蒋廷黻爽快答应与苏联方面尽快交涉，同时建议南京“如能于短期内与西北红军妥协，似亦有补。”

    接到南京指令后，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两次会谈，表达了此一意思。蒋廷黻说：“苏联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即不信共产主义者亦不少对苏联怀好感，至于用何种方式促进解决，我无建议，我所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并说：“南京责成他探明苏联能否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再通过其他途径给予援助。”李维诺夫则回答：“我找不到这样的途径，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北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接触。”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再给蒋廷黻发去“铣电”，令其加紧与苏联当局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联谈判需付出什么代价等。

    17日，蒋廷黻复电南京，建议：停止“剿共”。他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苏联帮助。并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问题，蒋廷黻当时也“无把握”，他提出，张学良在1936年春曾向他透露，“彼主（张）联俄容共抗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回国原因各说不一，“疑其为避嫌疑”，回国后至12月14日才来见我（蒋廷黻），怀疑其“似有意避我”；蒋廷黻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时，南京国民政府授之以“全权交涉一切问题”，但苏方“始终推诿”；怀疑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等。蒋廷黻认为，这只是几个疑点，实感“证据不足”。蒋廷黻还建议南京对西安实行“明急而暗缓”的策略，不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

    从12月13日至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来往电报，以及苏联政府与苏联的所有交涉，基本上都是围绕怀疑苏联政府与事变有关，如何请苏联帮助安全释放蒋介石来展开。

    而苏联正是担心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成立的，并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摆脱与中共的联系的，西安事变又是在中共的影响下发生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日本为了煽动南京国民政府反苏，说什么西安事变为“莫斯科魔手”所策划，“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在此情况下，一旦蒋介石被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