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以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抗战乎，扩大抗战乎”，最后并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张学良说了这番话后，大家又问：那“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他是识大体的。”

    这次会议张学良并没有说服大家。当晚，东北军和17路军的将领联名连夜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三方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只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中央军”必须立即撤出潼关。这两点做到，才能让蒋介石走，否则，张、杨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

    宋子文于25日早晨看到这封信，大吃一惊。他赶陕转给蒋介石、宋美龄看。蒋、宋看后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赶快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让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杨早日放蒋走。宋向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杨仍然没有答应宋的要求。

    此时，张学良也收到一封来信。写信者是主持设计委员会的高崇民，高在信中亦反复说明无条件放蒋是危险的。

    联想到前两天晚上与应德田见面，应同样坚持无保证释蒋是“放虎归山”的言论，张学良感到，必须尽快放蒋，否则可能会出现意外。

    在得知宋子文与杨虎城谈话结果后，张学良立即于上午8时许，赶到新城大楼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恰好遇上了高崇民，张对高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告诉你，咱们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高崇民问：“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啊。”张拍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去说服他。”

    张学良在一天时间内两次说出“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周先生比我还和平”这样的话，与事实是不符的。是他不了解中共的态度吗？显然不是。因为24日宋子文提出释蒋要求时，周、杨均未同意此一提议，而张学良也在场，他能读不懂周的意思吗？

    是有意淡化他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吗？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在“三位一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中共不公开反对释蒋，他做杨虎城及其部下的工作就可能做通。张学良同时还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与杨虎城共同发动的，只要杨虎城同意放蒋，中共是不会反对他的。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后来没有与闻中共，就自作主张地放蒋了。

    张学良来到新城大楼之后，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就在这里，张、杨发生了激烈争吵。

    张学良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他对杨虎城说：

    我们发动事变的动机，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不顾一切，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既然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讨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

    而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

    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们的情绪也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张学良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久拖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为了反对内战而发动此次事变，反而有可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