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称庆者也。

    训词中说：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5000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

    几与国家民族有利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

    蒋介石发表的《通电》和《训词》，意在说明他的人格伟大，他能够回京是因为他的精神感召了张、杨。

    尚且不管蒋介石这种说法有何根据，但他刻意回避与张、杨进行的谈判与达成的协议却是不容置疑的。试想，如果不是各方和平斡旋、反复谈判，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他不答应西安的条件，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不是中共和周恩来周旋于张、杨之间，他能顺利回到南京吗？

    回避他所同意的谈判条件，是为了他的领袖面子呢？还是准备日后反悔？毛泽东从他的《通电》和《训词》中洞察到蒋的用意。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他在西安的承诺，防止他撕毁协定，1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所谓的“训词”进行了剖析。毛泽东评论《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泽东指出：

    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并警告蒋介石：

    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

    毛泽东的声明公开了西安谈判的内幕，使蒋介石企图美化自己、掩盖真情的图谋大白于天下。

    受到毛泽东批判的《对张杨的训词》，实际上是杜撰出来的。它的执笔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蒋回到南京以后，找来陈布雷，由蒋口述主要内容，陈执笔代蒋草拟了这个“训词”。此文写完以后经蒋介石过目，当晚即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用电讯通稿形式向各大媒体发出，27日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各种报刊上刊登。为了使人们相信《训词》的真实性，发表时所加的按语说：这是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亲自对张、杨口授，并由宋美龄笔录下来的。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假的。因为，释蒋的时间是25日下午2点多张学良约见杨虎城后才定下来的，定下后，已快3点，张学良马上回公馆与赵四小姐告别，而杨虎城也回去作了一些准备。3点30分左右，张学良准时来到高桂滋公馆，而杨虎城较晚一点来到高桂滋公馆，他到的时候已经看到张把扶着蒋走出高宅的大门，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