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是的，这是命运。

    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

    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煞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的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一一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

    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