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时机，这正是邓小平、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们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作调查。意见都相当严峻：

    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且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也已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至于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向毛泽东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毛泽东在电文中还特别指示邓小平、陈毅：“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和陈毅却有不同看法。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后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电文邓小平、陈毅于4月12日下达并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充分尊重邓小平、陈毅的意见，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此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