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让薛暮桥、马洪和吴敬琏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很快，现实让他们陷入了新的焦虑。随着经济的复苏，“一放就乱”的老毛病又犯了，物价再次大乱，通货膨胀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蹿。

    在中国改革史上，巴山轮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于棘手的经济局面，中央高层产生了分歧，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在经济学界也很快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的论战。

    吴敬琏日后说，正是参加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的一致诊断，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而且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被吸收进几天以后中共全国代表会议（9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

    关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巴山轮从重庆开出时，就引起了国内传媒和理论界很大的兴趣，人们都希望早点知道讨论的结果。然而，会议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传媒只能凭自己对改革的认识作出猜测。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全力支持改革的经济类周报——按照当时改革派中的流行观点，刊登了一则报道称，“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处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期……不能将目前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简单地画等号”。

    就在这个会议结束的11天后，9月18日至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关于宏观政策的大段论述显然受到了巴山轮会议的影响。它描述“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厉以宁提出的“非均衡理论”。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与厉以宁发生观点上的分歧，在后来的20多年里，他们将在改革主战场的选择、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评价、如何看待通货膨胀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等重大命题上持续地发生针锋相对的辩论。

    游轮上的中国参加者可谓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马洪、安志文（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薛暮桥、童大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等第一代宿将，也有刘国光、戴园晨等中生代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高尚全（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时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时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时任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人伟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项怀诚（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杨启先（时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楼继伟（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田源（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兼价格组组长）和郭树清（时为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等。

    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的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