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发言中，托宾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作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这其间的曲折诡异，已成改革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

    此后，信贷开始紧缩，经济表现趋于平稳。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如何推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市场取向改革。

    在吴敬琏看来，巴山轮会议上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尽管显得有点稚嫩，不过，还是显示出走向成熟的一面。仅仅在四五年前，中国学者对东欧模式还感到非常的新奇，对市场社会主义颇有迷恋之处。而到了巴山轮上，他们的改革思路完全地超越了东欧同行，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框，已经跟上了现代经济学的潮流。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在会后对吴敬琏说，西方的几位经济学家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因为在刚开会的时候，各方还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而到总结的时候，大家的概念和阐述逻辑已经完全一样了。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第二次长征”。很显然，科尔内的类型分类，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相类似。吴敬琏在日后的论著中多次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现了一种“起飞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不应当加以压制，相反，应当自觉运用通货膨胀来加速增长。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这次会议分为7个专题——“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最核心的讨论议题是：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在巴山轮上，尽管只有一篇“调控派”学者刘国光、赵人伟提供的论文，而没有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学者在场，不过，受邀的西方经济学家涵盖了新自由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而中国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学者通常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相标榜的，因而，辩驳的空间仍然形成。

    这位与吴敬琏同龄、曾经同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却互不知晓的江苏才子，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金陵大学的化学工程系，毕业后在湖南沅陵的一家消费合作社当会计，后来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195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经济系，自此，一生未离此校。读书时期，厉以宁从学于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二陈均为哈佛大学博士，所以，他的学术根基中颇有西学的成分。大学毕业后，厉以宁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作编译工作，主要是整理、编译学术动态资料，在当时人看来，他是坐了“冷板凳”，而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年。日后他说，资料室的这段经历使他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原著，获益不少。“文革”期间，他还被打成“牛鬼蛇神”，先后在劳改队、江西和北京郊区的农场下放数年。1978年后，厉以宁连续发表多部论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