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他歧视，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吴敬琏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1990年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的权威杂志和报纸发表一位政治家、理论家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提出一个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回答是，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吴敬琏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时的危险和被动，并不仅仅来自于国内的思潮压力，同时还受到国际动荡局势的挑战。就是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剧变”。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制。11月9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宣布合并，存在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推倒。同年的12月22日，罗马尼亚出现新政党“救国阵线”。3天后，执政长达24年的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捕，在经军事审讯后被枪决。1990年12月，波兰共产党在竞选中失去领导权，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

    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