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也继续顽强地反批评。在1990年11月，他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10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

    针对困难重重的局面，吴敬琏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解决之道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实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废止前几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如“财政大包干”等等，取消价格双轨制，加强中央对稀缺资源的集中控制，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主要投资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换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权的计划模式。他判断说，“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是能够实现短时期的经济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变化将从此非常缓慢，“不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二种方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取消“双重体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系初步地建立起来，在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的种种问题。

    第三种方案，大体保持现有的计划－市场双重体制以及“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大包干”、部门承包和企业承包等制度，只在两个方面做一些改变，一是适当加强中央行政当局和计划机关的权力，增加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二是对某些不太合理的价格作某些调整，对承包基数和方法作修订和改进。

    吴敬琏认为，合意的是第二种方案，不过他认为被采纳的概率很低，他写到，“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坚信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道路，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和10年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种想法恐怕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几乎无奈地认为，第三种方法——“从政治上说也许是较为可取的。但是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问题则很难由此得到解决。如果继续保持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则中期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而如果采取放松货币控制的办法刺激经济回升，又很容易出现新的一轮扩张——膨胀——紧缩——萧条的波动。”

    在文章的最后，他颇带期望地写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领导人认识这一点，因而出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写作此文时的吴敬琏并没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会出现的那个领导人”居然不久就出现了。两年多后，在他给出的三种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终采纳的居然不是折中的第三种，而是最具市场化特征的第二种。

    这些当然是后话。至少从1990年前后的公开舆论看来，吴敬琏和薛暮桥等人仍然是孤独的。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4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