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人民币政策、公司化、企业与银行关系重建、社会保障体制、政府职能定位及转变、现代国家职能的理论探讨等多个层面。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整体地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并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实施策略，它表明，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摸索之后，中国学者逐步梳清了改革的路径和脉络，也正是从此开始，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暂时告别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入到了方法论的争议期。

    用行政性的霹雳手段固然能够使过快的速度慢下来，可是，如果因此让启动不久的“改革列车”也停下来，则将是另外一场灾难。此时，“双管齐下”中的另外一面就显出它的重要性。

    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他进而还比较了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改革路径差异。以经济改革最激进的国家匈牙利为例，它从1968年开始改革，一开始两年情况还不错，到1972年前后就遇到了困难，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出现，以后改革在国有部门中进进退退，一直没能找到出路。东欧的其他各国，如南斯拉夫、波兰等情况完全类似，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而改革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又要靠它来支撑，这就好比一架旧汽车，既要对它大拆大卸，更新改进，同时又要用它代步，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中国与之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国有经济虽然是老牛破车，但并不急于对它大拆大卸，而是做一点小的改善，让它继续走着，与此同时，在它之外打造新车。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吴敬琏课题组的多年努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厉以宁。事实上早在1985年，他在与刘国光等人的论战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关于通货膨胀的基本观点。根据他提出的“非均衡理论”，在经济转型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据此，他提出了“顺势疗法”和“逆势疗法”两套方案。前者就是容忍一定时期内适度通货膨胀的存在，增加经济活力，切不可采取单纯压缩需求的政策。后者则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消除通货膨胀，然后再采取措施使经济复苏。他当然是支持实行第一套方案的。

    在政府层面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必须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应当大刀阔斧地整顿金融系统的领导人，正是当年在马洪主持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过，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

    自1992年的春夏之后，随着改革形势的回暖，吴敬琏课题组的成员们加快了研究的进程，各项成果相继成型。吴敬琏回忆说：“‘南方讲话’之后，成果就一个一个出来了，每出一个先都是往中央送，一般都是送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曾培炎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十组负责人，由他分送各位决策领导，然后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不少就发在我主编的《改革》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