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经济整体上陷入困境的1994年，新任主管工业工作的副总理吴邦国提出了一个新思考：不可能把几十万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只能通过抓好1000个国有大中企业，把整个国有经济搞好。于是，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对此，经济学界有更深入的解读经济学家冯兰瑞、何伟、晓亮等提出，要点不在“抓大”，而在“放小”——“要点不在1000个，而在1001个”。吴敬琏很赞成这种观点。他在1995年12月的《改革》杂志上发表了《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一文，论证“放小”很有可能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新路。

    但是，“放小”的道路也很不平坦。

    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经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但是，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例如广东顺德、山东诸城等地，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1996年3月中旬，吴敬琏接到通知，随同朱镕基到诸城调研，随行的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等数十位中央部委的领导，还有两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正是这次出行，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据吴敬琏回忆，朱镕基去诸城，是听了张卓元的建议。这一年的开春，朱镕基要接见中科院的经济学家左大培，同时邀集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吴敬琏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三人作陪。左大培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宣传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因此引起了朱副总理的关注。不料，开会当日，左大培阴差阳错受阻于中南海门外，几个与会者就聊开了。其间，张卓元给朱镕基提意见说，朱镕基副总理走到哪里都说，小企业一卖就好了，我就不相信。张建议朱亲自去看一看，然后再作结论。朱说，这个意见好。张进而说，最近吴敬琏编的《改革》杂志登了对山东诸城的“放小”支持和反对的几篇文章，可以供你参考。朱当即吩咐秘书，把《改革》送到他那里，他马上要出国，在路上看。他要洪虎带一批人先去诸城调查，自己等回国后就亲自去。

    诸城是山东省菏泽市辖内的一个县级市，它的“放小”试验是从1992年就悄悄开始了的。该市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85%。当时担任市长的是36岁的陈光，他决定把这些企业统统卖给职工。在一次企业改制会上，陈光说，“10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在之后的两年多里，陈光通过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统统都出售给了职工个人，陈光因此得了一个绰号——“陈卖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地出售亏损中小国有企业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陈光做得实在有点绝，因此引起了媒体和理论界的争议。

    朱镕基回国后，果然带了国务院各部委的一批人，连同吴敬琏、张卓元等去了诸城。他们一行是3月20日出发的，整整调研了两天，朱镕基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但是显然被诸城所取得的成绩打动了。3月23日原本要离开去日照，然后回北京，朱镕基突然决定再看一天，同时下令把山东的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叫到诸城来和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开会。

    就在那几天，国务院直属的权威经济报纸，一直在追踪产权改革动向的《经济日报》正刊登一组调查报告，有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