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凶险的棋局：国内经济出现了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而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更是建国以后从未曾遭遇的景象。内外交困，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吴敬琏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如此深刻……目前国际上议论纷纷，未有定论，我们也需要预作最坏的准备。”

    正是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镕基展现了一位卓越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

    1998年的2月，朱镕基发挥了他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风格，紧急下令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期发行1000亿元的国债，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吴敬琏回忆说：“发行国债是需要人代会通过的，在被批准之前，他下令先列项目单子，不能等了。整个春节，发改委的人完全没有休息，他们把原来报上来的那些项目重新排队，赶紧把单子拉出来审查，然后尽快完成立法手续，从速下拨到位。”

    吴敬琏对朱镕基的紧急反应很是赞成，不过他认为，仅仅靠投资拉动显然是不够的。对于新中国经济史了然于胸的他深深知道，靠扩大投资来摆脱危机是中国经济走了很多年的老路，如果仅此一招，也许在短期内会有成效，却是把矛盾埋在未来。他在给中央的一份咨询研究报告中写道，“如只求拉动1998年的增长，不择手段，大撒大放，将不但不能促进有效率的增长，还将招致严重的消极后果”。

    所以，摆脱危机的道路，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

    4月24日，朱镕基召集新一届国务院与全国政协常委会举办了对话会，商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事宜。上千万的下岗工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少地方已经发生恶性事件。当时，有关部门形成了一个工作意见，主要的办法有3条，一是“有计划”地控制企业裁员；二是在企业建再就业中心，把企业下岗工人收容培训，再帮助他们找工作；三是严格控制农民工进城就业，以便腾出岗位来消化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吴敬琏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因为整个宏观环境在恶化，靠“堵”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他提出，解决下岗工人问题必须多做“加法”，要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开辟新的就业门路的工作重点。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引用数据说，在1997年，非公有制企业总共吸纳了353万个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因此，切实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吴敬琏建议成立国家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同时，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供销、交易等环境，在信贷政策上给予松动和支持。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等也提出了“民营中小企业是国企下岗职工稳流的主渠道”。董辅等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吴敬琏等人的意见当即得到了朱镕基的首肯，他指示国家经贸委尽快组建中小企业司，以帮助其发展，同时督促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执行松动的放贷政策。吴敬琏日后说，1998年年初的一“放”（放松信贷）一“加”（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局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6月，连老天爷也来凑热闹，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

    就在洪水刚刚退去的时候，6月30日到7月8日期间，吴敬琏南下浙江，行程一千公里，先后在绍兴、温州和义乌等地实地调研。回到北京后，他迅速写成《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对策建议》呈报国务院。

    在这份